文·图/王宁彤
韩苏（右）和本文作者
哈瑶村的孩子们学者认为，苗族自部落族群形成至清代，共经历了四次大迁徙，其中一部分清末逐渐从中国云南迁移到越南、老挝、泰国等。在1961年至1975年越南战争期间，东南亚大量苗族被卷入。这期间，美国中情局雇佣了几万名苗族和其他雇佣兵一起对抗老挝政府革命军，其领导是王宝。与越南战争不同的是，美国没有直接派兵在老挝作战，而是出钱出武器。对抗失败后，这些人都成了难民。从1975年至1985年，共有36万难民通过湄公河逃亡到泰国，其中有10万是苗族。他们辗转泰国被安置到了法国、圭亚那、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中国等国家。这次遍及世界几大洲的当代迁徙，被一些学者称为“苗族历史上的第五次大迁徙”。美籍苗族人熊玉平拍摄的纪录片《漫漫迁徙路》，记录了苗族这次大规模的迁徙离散。
苗语分为湘西（东部）方言、黔东（中部）方言和川滇黔（西部）方言。东南亚以及美国、法国的海外苗族大都是从中国西部方言区的云南迁徙出去的，虽然有本地化语言的变异和语境的区别，但他们彼此基本都能沟通。可以说，从中国到东南亚再到世界各国，在这样大范围的跨境跨文化迁徙中，苗族形成了一个既富有地方特色又有总体认同的“想象的共同体”，苗族的记忆和文化边界,因此与时间和空间的流动密切相关。
哈瑶村：离散的记忆
有30多个民族居住的磨丁国际口岸,位于老挝西北部的琅南塔省（LouangNamtha），与中国云南省磨憨口岸相邻。自古以来，就有中国境内的汉族和少数民族跨境居住或经常往返迁徙于此。琅南塔省的省会南塔(Namthadistrict)则位于南塔盆地中央，是老挝北部地区通往中国的主要贸易口岸。昆曼公路穿越琅南塔境后，经会晒跨过湄公河进入泰国。
哈瑶村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建立的，原来的苗族住在山上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但是下山的苗族人不适应农耕定居，1973年到1980年间病死了160多人，很多人又回到了山里。1994年，韩冉雄带着14户104人从中国来到哈瑶村的时候，这里只有经老挝政府动员从山上搬迁下来的十几户人家。
韩冉雄和他的9个儿女生活在这里，9个儿女都会中文，有两个是在中国出生的，其他几个都去中国学过中文。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崛起，为他们提供了与当地苗族不同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利益。老大韩古的身份比较复杂，不仅种植橡胶，还在老挝与中国交界的磨丁口岸卖保险，同时兼做导游带中国旅行团。青年时代一场持续几年的大病后，韩古又成了巫师；老二出生于中国，在老挝一家中国的矿石公司工作，收入颇丰；老三韩富曾经去中国学习中文，如今在村里的橡胶合作社任职，负责与中国橡胶公司的接洽；老四韩利波在旅游公司给中国团做导游；老六韩苏在西双版纳学习中文，今年27岁。
韩冉雄：我1955年6月10日出生，1976年加入美国组建的军队，离开生我养我的寨子，在王宝的带领下去到隆津。我在隆津读了6年书学了医，4年后正式进入王宝的队伍。从军生涯中，由于我学习成绩优秀，被派往泰国学习15个月。战争结束后，1979年我带着全家逃离老挝，在泰国的难民所呆到1981年，然后到了中国，在西双版纳的农场一干就是13年。在那里，我掌握了橡胶的栽培、收割技术。哈瑶村瘴气重，安下家的第一年，我父亲就在这个寨子去世了，第二年我又陪上一个娃。后来，我回到中国找到治疗瘴气的药，回来医治好了全村人，从此我们就扎下根。我们现在不但解决了温饱，还有积余，与老一辈比起来，我已经很知足。我不贪图什么功名，只要有一个安身的地方，我就满足了。
上世纪90年代，当联合国难民署和老挝政府协定回迁韩冉雄他们的时候，有很多人惧怕回去，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担心回去会遭到清算，有的被送回老挝后又偷偷跑回中国。几十年过去，老挝政治分裂的局势逐渐被统一民族国家建设的大气候所取代，但是这批从中国回来的难民，在安身之后是否能重新找到认同感仍是个疑问。在几次的访谈中我察觉到，这批在韩冉雄带领下希望回老挝发展的苗族，在当地的经济上融合似乎相对容易，但在社会地位和身份上他们还没有被完全接纳。
笔者：从中国回来的苗族人，在老挝找工作会不会受到影响？
韩古：怎么说呢，我们从中国过来的，如果你去学医啊当教师啊，这是可以，但是你要去当兵啊当警察啊，难！从中国回来的这批人，就是做生意啊读书啊当翻译啊，要当官员、考公务员就很难。今年只有我一个表弟考上公务员。他读书回来后，因为有亲戚在首都万象邦，他考上了警校。我们家族只有他一个是在政府工作的，其他的都是在公司里上班或做生意。
漂泊感和迁徙感是苗族人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质，可以说已经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记忆、神话、传说、歌谣和仪式中。有意味的是，苗族的这种漂泊感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地方意识和归属意识。比如在中国文山的苗族花山节上，祭祀苗族先祖蚩尤所唱的《花山起源之歌》，老人去世后要唱的《指路经》，还有一些苗族服饰上对故地江河的刺绣记忆等等，都有着对战争和起源地相似的追溯。如《指路经》是要指引死者的灵魂回归起源地，不让死者的灵魂在归途中迷失方向，阻隔于山间野外，成为无家可归的亡魂。但是与中国苗族不同的是，老挝的苗族对祖先在中国的征战和迁徙历史有着不堪回首的沉痛记忆，再加上年代久隔，记忆模糊，他们更多的只是在形式上做了保留。“起源地”对老挝的苗族来说，最终只是一段带有悲情色彩的记忆和一个地点模糊的“故乡”。
韩古：到老挝后，除祭祀我们的三四代祖先外，就只祭祀当地的土地爷山神爷。只有死后，指路师才会让亡灵回到中国。但是具体回到哪个最老的故乡我们也都不会唱了，只说回到中国就行了。
韩冉雄的弟弟韩桥也是从中国回来的难民。一天，我问他“故乡”在他感觉中是什么样的？韩桥坐在小板凳上，眼神越过院子看着远处的山峦，沉吟了许久才说：
“故乡……很久我没有这个想法……我1963年生，国家在打仗。记事后，老人带着我们跑去跑来,一个寨子呆不到3年就得换地方。1979年跑去泰国做难民，中国政府到泰国去把我们接到中国，从1980年起在中国呆了14年。在中国我们有的吃有的穿，农场工作还有工分，是我记忆中很平静的一段时间。1994年来的这里，在这个村21年。这里是我住过最长时间的地方，我们种橡胶，有自己的土地和胶林……可能这里会是我老死的地方，算不算是我的故乡？”
新的生计新的身份新的问题
作为全球化发展的结果之一，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加工业的基地，需要消耗大量资源和开拓市场。近年来，中国的企业无论国营或私营，都大规模地进入东南亚投资，更是加速了中国和东南亚一体化的发展。而中老边境的哈瑶村，正处在这个核心地带。因为难民的回归和橡胶种植技术的带入，让这个村成为老挝第一个成功种植橡胶并取得巨大经济收益的示范村。过去，这里的村民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有时夹带种些罂粟。后来政府开始禁止鸦片种植，如今发展为单一从事经济植物（橡胶）种植。
作为哈瑶村的老村长，在当年难民寻求落户哈瑶村以及带动村子向橡胶种植转型的过程中，李诺满都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李诺满：1973年，老挝政府去高山上接苗族下山来种田，想办法让我们有吃有穿呢！到中国后我们知道了种橡胶可以赚钱，了解到橡胶树无论在高山平地都可以种活，而且不用浇水和施肥我们才铁了心去种的。那时韩冉雄和其他一些人在中国种橡胶已经13年了。后来中国政府送他们回老挝，本来要送到南部地区，但是他们想留在这里，说离中国近。我的叔叔当时是这里的副县长，就和政府还有联合国难民署签了一份担保书，让他们留在了这里。
笔者：当年这些难民回来的时候，本地的老村民愿意接纳吗？
李诺满：我们打仗已经打怕啦！这个主义那个政府，最后不还是要好好生活下去！当时我就对村里的人说，以前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我们都是苗族，终究还是一家人。
我们来到哈瑶村的时候，正赶上一年最后一次卖胶时节，整个村子热火朝天，村口的小广场上堆满了每家每户等着称重的胶。2010年以来，哈瑶村的橡胶主要卖给中国云南的橡胶公司，由公司统一来村里收购。最早卖胶的时候，价格是1公斤两元人民币。当时村民各自拉到中国边境去卖给口岸那边的中国公司。之后胶价逐年上涨，到2010年橡胶价格涨到了15块，很多家庭一个月就会有一两万元人民币的收入。为统一管理，哈瑶村成立了橡胶合作社，把以前政府分给每家每户的土地集中起来连成一片，再集中管理种植橡胶。整个村子统一谈价，统一出售。不久，邻寨184户苗族也加入合作社，加上哈瑶村的190户，以前一个月卖100-150吨，现在一个月能卖400-500吨。可以说，橡胶种植在哈瑶村形成了一个联合产业。
全球化经济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将村民的生计与国际市场需求（尤其是中国市场）捆绑在一起。哈瑶村种植橡胶20年，产量约7000多吨，大部分卖给中国，收入约79亿老挝币，比种罂粟的收入翻了10倍以上，村民年均收入约1000美金。相对很多老挝村庄70美金的年收入来说，哈瑶村可以说是老挝最富庶的村庄之一。
不过这种发展态势也有另一面，橡胶收割的周期是每年的4—12月，中间有4个月因为温度低不产胶，村民没有收入。最近几年胶价回落，2015年跌到了3元一公斤，前景不容乐观。但与其他村民相比，有中国背景、会说中文的村民就拥有更多的选择和机会。比如哈瑶村从中国回来的难民及其后代，因为语言的优势直接在云橡公司谋职的就不少。在不能割胶的时候，他们就寻找机会当导游做翻译，帮中国在老挝的香蕉园做管理等等。韩冉雄家的老大韩古和老四韩利波在胶价低迷的这几年干脆放弃割胶，专门给中国旅游公司带团。2014年他俩分别都买了车，成了村里最早有私人轿车的人。
收入增加，给哈瑶村带来很大的变化。在韩冉雄家，最直接的改变就是教育。韩家兄弟之间互相接济，筹钱去中国学习。而学得的技能日后又对他们在老挝的经济收入有着直接的影响。老六韩苏在中国读书已经快两年了，27岁还没有结婚（苗族村里的女孩很多都在15—20岁之间结婚，哈瑶村也如此）。很显然，她在村子里已经不可能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了，但她似乎并不着急，在中国的经历让她的生活态度更为达观。
韩苏：我不想刻意去结婚，也不会拒绝喜欢我的人。我希望未来的先生有文化有修养，能做公务员之类的工作。哪怕钱不多，但是心地一定要善良，能疼爱我就够了。嗯……要是嫁给中国人也是不错的。我的家人对我的期望不高。他们认为，只要我有出息，能自食其力，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毕业后我可能会在城里找个工作，先要独立。
韩苏从来没有割过胶，可以断定未来的生活也不会和村里传统的生计有太多的关系。最重要的是，韩苏所说的“独立”，在老挝传统的苗族女性中是一个很难得有的观念。长期以来，老挝的苗族女性都以勤劳隐忍、吃苦耐劳而著称，家庭和社会地位比男子低很多。即便今天，在很多老挝的苗族家庭里，女人还是不能上桌和男子一起吃饭。不过，哈瑶村橡胶的种植把女性也拉入家庭主要的生计体系，把她们变成了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劳动力之一。
韩家老三韩富2004年结婚，妻子伊丽是2002年从外地迁入哈瑶村来种植橡胶的第三批村民。除了看管家里大片的胶林，伊丽还要洗衣做饭，照顾上老下小的生活。此外，她还义务为丈夫所在的橡胶合作社以及村子做很多组织协调工作。无论是在家族还是在村子里，她都是公认的贤惠能干的女人。
年末一个月卖胶的钱
村口收胶伊丽：我认为，自己是这个寨子里最能干的女人。我常常凌晨一点就独自出发了（注：割胶要在太阳上山之前），从来没有人陪伴。其实，我不想要强，但我没有办法停下来，必须往前走。我原先的想法是，能同甘共苦、相互提携是夫妻最好的生活方式。可是我对生活太认真，也做得太好，就让他感觉到我是很有本事的人，没有他帮忙我一样能行。虽然我很需要他回来帮我，但我又不能说。我认为这是我的命，只有自己承受，不管是心灵的创伤，还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我都在苦苦地支撑……我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受尊重的人，特别是受男人尊重的人。这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而是所有苗族妇女都有的同感。我希望以后所有男人对自己的媳妇好点……因为家里穷，父母没有能力供我上学，我才这样辛苦，这是我一生的伤痛。我今天努力打理一家人的生活，就是想多赚点钱，等孩子长大了，送他们到好点的学校读书，完成学业，找份理想的工作，不要像我一样辛苦。这就是我对一双儿女的希望。我不希望我女儿在有条件读书的时候早早就结婚，重走我的老路。
伊丽在讲述的时候，好几次眼泪都在眼眶里涌动，与她平日的干练好强反差很大，让人格外心疼。但是很快她就用略显粗糙的手把泪从眼角拭去，回到正常的语调……经济的发展引发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以及对下一代改变命运的期待，而教育被村里的女性认为是改变地位和生活的一大出路。但当自身的抉择与村寨传统冲突的时候，她们中的大多数依然显得力不从心，最后不得不归于“这都是命”来默默承受。对韩苏而言，她渴望的正是一条用知识来改变命运的路。
近年来，哈瑶村苗族家庭也出现了离婚现象，而离婚率升高的问题与男性有关，当然也与苗族女性的自我意识相关。苗族在近现代历史中的很长时间有一夫多妻制传统，女性一直在家庭中处于被动地位。丈夫要娶二房三房，妻子只能忍受，能够提出和接受离婚对于苗族女性来说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独立的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说，哈瑶村的经济发展让成为主要劳动力的女性有了更强的自主性。
今天看来，回到老挝、曾经不被信任的苗族人，通过他们近20多年的努力，终于逐渐以一个对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山地民族的新身份被认同。老挝的苗族在古代经历了第一次大迁徙，在近现代又经历了殖民时代、共和时代、社会主义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变化，即便如此，作为一个世界性广泛分布的族群，他们依然具有鲜明的族群特点。去年末卖完最后一次胶之后，哈瑶村迎来了一年一度最热闹的苗历新年。在这个节日中，我们仍能强烈地感受到苗族文化、传统和记忆的延续……（未完待续）（责编梁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