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品已超期4个月。他经常成宿睡不着觉，从晚上坐到凌晨4点半，头发就一块一块地掉。黑色毛线帽已经遮不住解勇后脑上的斑秃了，半圈半圈的脱发痕迹在帽檐下扩散开来。
在弥漫着化学气味的工作室里，五组两米高的人形铁架，3名学生正在对其中一组进行焊接。每组至少3000个焊点，焊完后，解勇要给这些铁制骨骼贴上绢，做成灯笼。这是一组名为《我们在乎》的公益作品。他在媒体上搜集了5个具有代表性和传播效应的“善事”，以影射当下“扶老人先录像式”的尴尬与背后的时代性冷漠。苏州女孩暴雨中为残疾乞丐撑伞、日照老师为护学生挡恶狗……解勇想“把这些一念凝固下来”。他将事发场景以灯笼形式还原，准备完成后运回事发地。他设想，当人走过时，装置的感应灯逐一点亮，暖光透过绢映射到行人脸上，被点亮的善行给人以指引，这是他想传达的。
43岁的解勇现任沈阳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喜欢用装置艺术来反映当下社会问题，它们大多直白而有力。让受众产生痛感是他作品的一贯风格，这一次，他想把“好的东西立在那儿”。但他纠结的是，温暖的作品好像没那么多力量，不如那些“直接把疼痛或者把那种负面展现的时候，让人看起来那么畅快，那么直接”。
“太甜的东西往往都记不住。”解勇说。近百平方米的工作室中，一只用钢针扎制而成的兔子立在靠墙的桌子上。这是他2013年的作品，《一件皮草千针万痛》。那年春节，解勇用8万根缝衣针一根一根扎进硅胶制成的兔子身体，为它打造了一身“针”皮毛。强光打下来，钢针毛发格外闪耀，再靠近些，针尖刺入后形成的红点像是皮肤渗出的血一样。
为防止皮毛掉针，裘皮商人会在动物活着的时候剥下它们的皮，“它一旦死了，血凉了，那个毛就掉，叫掉针。”去辽阳佟二堡皮草市场那一趟对解勇的刺激很大，他忘不了没有皮还在地上扭动着的那些动物。因此，解勇选了缝衣针扎进动物的身体来还原那种痛。别人质疑他“就是给兔子长个毛，这太小儿科了”，倔脾气的解勇就闷头自己做，“展览的时候所有人就闭嘴了。”
兔子、貂、狐狸、水獭……12件作品，55万根针，解勇带着36名学生耗时100多天完成。他将这形容为“一个布道的过程”，就像藏传佛教中的“磕长头”。解勇将动物生理上的痛直接诉诸于视觉，让受众去感受，因为他明白，疼痛会让人“知道做事的分寸”。
解勇这种凝固痛感的创作手法，源于SARS爆发的2003年。当年一位朋友的母亲因老年痴呆走失，拿着传单出去寻人，“别人戴着口罩都离你很远”，解勇第一次经历那种恐慌。因隔离，他看到大学生情侣隔着校园栏杆沉默地相互拉着手，觉得这一幕很荒诞。“你说他冷漠吧，他也不冷漠，他们还来，也不说话，就在那儿瞅着。你说他要有激情的年轻人，翻墙出去就完了嘛，还没那个勇气。”解勇想起小时候在墙头看到的铁丝网，带着隔阂和刺痛的双重感觉，他便用这个压在写满“SARS”的口罩上，完成了作品“记录-SARS”。《一件皮草千针万痛》
装置《拒绝语言暴力—刀》创作直接作用于视觉。他总是将自己的展览放在人流量大的商场内。激发受众的自身感受，恰是作品完成的最后一步。在理论界，这种由物体本身启发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反应，被称为物体本身的“evocativequalities”—“启发性”，唤起记忆的功能。
2013年末，时任沈阳市心理研究所所长的姜俊和去少管所做青少年犯罪方面的调研，发现很多青少年是由于家庭中的语言暴力导致的犯罪，聊起这件事时，解勇与姜俊和一拍即合。他跟着姜俊和去监狱听了几名少年犯的讲述，他们在年幼时经常被父母骂“废物”、“猪脑子”、“丢人”……怒气像是藏在心中的一桶炸药，当别人无意间用这些词语来辱骂他们时，就像点着了引信，炸药爆炸了。瞬间失控的情绪，让他们拿起刀、枪、弩或斧子去不顾一切伤害对方。
解勇理解那种一瞬间的情绪失控。多年前的一段感情纠缠使解勇性情大变，狂躁，“到最后一看那号码瞬间你整个人就血压也上来了，人就疯了。”他曾一脚刹车踩在路中间，用力踹两边的车身，不得不在修理厂花了2000多块钱进行修复。对他来说，前女友的那串号码是他体内炸药的引信。
“这个语言就是一把刀。”解勇提炼出来，“废物”、“怎么不去死”、“丢人”、“猪脑子”……将它们的字体解构，重新排列组合后成了弩、匕首、斧子和枪。在商场的展览中，解勇现场辅导孩子和家长动手拼装。“当插完之后，小孩是很无意识的，这个枪端起来或者是个弩、刀，他可能会跟家长会炫耀，但你作为旁观者看，他拿的是一把冷兵器的时候，肯定会有一种危机感。”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林乐成认为，解勇和他的作品在当下艺术圈里是独一无二的，“解勇的艺术，它的功能和价值并不是取悦于人。”林乐成觉得圈内大部分作品都是取悦于人，让很多人认同和追捧。林乐成和解勇都成长在沈阳这座重工业城市中的工人村，他觉得社会底层的生活经历使解勇对平民或弱势群体的关注成为一种很自然的习惯。
《一件皮草千针万痛》和《拒绝语言暴力》分别在2013年和2014年两获伦敦国际奖金奖和戛纳国际创艺节银奖。评职称时，学校的评审部门曾问解勇“戛纳是算省级算市级？”
“在圈儿里自己觉得很牛，其实跳出这个圈儿，不就是一个摆件儿嘛。”解勇不想像其他人一样，做些纯雕塑放在展览馆里，找些圈里人来看，他更想让作品与这个时代发生化学反应。
2015年解勇用金属百家姓打造了一款概念车亮相上海车展，里面坐着一个装有呼吸灯的水晶娃娃，这个名为《守护天使》的作品是为了呼吁儿童安全座椅立法，连续两次展览后，解勇看到关于儿童安全座椅强制使用的草案已经被提交至立法委员会的消息。
引发大众共鸣，会让他有一种被认可的感觉。上学前解勇和哥哥分别被寄养在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家，父母住在城里的工厂宿舍，那时候的解勇很少得到肯定，家长们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做错事就是打一顿。解勇小学时是班长，冬天最早到校给班级生炉子，他信奉父辈的那套道德理论：你如何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相同的方式来对待你。
解勇是一个对社会生活观察很敏锐的人。他说起此前带学生到外地考察，在一辆成都开往攀枝花的绿皮火车上，车厢就像是个流动的菜市场，到处都是卖菜的，七八十岁的少数民族老太太很热情地让学生坐在她的一堆土豆上，但是却很羞涩，解勇笑着伸出双手挡在面前，“她通过这个手缝去看你。”
他说不清为什么，近期发生的事情总也记不住，儿时的生活片段却总清晰地跳出来：跟奶奶学着用剪子铰出的第一个翅膀上花瓣很细腻的蝴蝶、自己拿抠下的泥土墙皮在窗台上磨出的小汽车、爷爷从生产队带回的透着酸味的面包……解勇很怀念那个可以让自己安静思考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