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贵族(2)

                在车厢里，父亲悄悄对母亲说：“看来，中央统战部很掌握、也很会利用罗隆基与康氏母女的特殊关系呀。”

        此行欢愉而惬意，加之感情的注入，无论罗隆基还是罗仪凤，无不显现出充沛的精神。他们返京后，在我家聚会了一次。父母发现身材消瘦的罗仪凤竟丰满了一些，两人暗自高兴。

        经过一段时光，罗仪凤以为到了收获爱情的季节。她在给罗隆基送去的生日蛋糕上，亲手用奶油绘制出两颗并列的心。心是红色的，丘比特箭从中穿过。此外，还有花，有信。罗隆基接到生日礼物，大惊失色。这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他不知该如何回应，便向父亲求救。

        父亲责怪罗隆基不该大献殷勤，说：“你半辈子的罗曼蒂克史，有一部书厚。但现在的你是个右派，而人家出身名门，至今未婚，如今能袒露心曲，已是极果敢、极严肃的举动。如果讲般配的话，罗仪凤实在是配得过你，就看你有无诚意了。再说选择妻子，主要在于心地好，其余的都无关紧要。”

        罗隆基说：“我们只能是互称兄妹，而不可结为夫妻。”

        父亲问：“开始是你主动接近她，现在又回绝她。努生，你到底搞什么名堂？”

        罗隆基支吾半天，说不出一条理由。

        “你是嫌人家老了，也不够漂亮吧？”父亲的话，让罗隆基哑口无言。

        后来，尽管他们二人的关系再没有向婚姻之途发展，毕竟罗仪凤是康有为的后代，对罗隆基仍以礼相待。每逢端午、中秋或重阳，父母都会收到罗仪凤自制的糕点。有时，母亲打电话问罗隆基如何过节。

        罗隆基答：“幸有妹妹送来点心，方知今夕为何夕。”

        如果说，恋爱对罗隆基是享受的话，那么，恋爱对罗仪凤，就是消耗。消耗了许多的时间，许多的心力，许多的感情。而进入中年的女人，怕的就是消耗。不久，罗仪凤得知罗隆基在与自己继续保持往来的同时，陷入了另一场恋爱。那个女人虽说不是燕京毕业，也不精通英语，但是精通打牌，擅长跳舞，活泼漂亮，颇具风韵。她与罗隆基从牌桌搭档、舞场搭档关系开始，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为了她，罗隆基还与其兄（时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大闹一场，甚至闹到周恩来那里。这，对罗仪凤是致命的一击。我知道，罗仪凤无论怎样地倾心罗隆基，也决不会跑到公众场合去充任什么牌友或舞伴的。

        1963年秋，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川剧团艺术室工作。罗仪凤陪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康老来成都视察。在锦江宾馆，趁着母亲睡觉，她一连几个小时在述说这件事。

        “小愚，如果他（指罗隆基）向我求婚，我也是决不嫁的。”她用阴沉的声音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罗姨，为什么？”

        “我嫌他脏，肮脏。”她语调平静，嘴角却在颤抖。显然，在这平静的语调里，蕴含着无比的怨恨。

        我发现她一下子老了。

        罗仪凤是何等的聪颖，当知罗隆基的浪漫天性及过去之种种，但她仍投身其中，往而不返。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要给自己日趋枯涸的人生，编织出一个最后的幻象，一个幸福又奇魅的幻象。罗仪凤曾经将这次令她心碎的感情经历用文字写了出来，以倾吐内心的痛苦与不平。写完以后，却始终未示于人。“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元好问的这首《摸鱼儿》，替天下为情所苦所累者发出了永恒的追诘。看来，比死亡还神秘的，真的就是爱情了。这场锥心刺骨的恋爱从明亮的粉红色开始，到黯淡的灰黑色结束。而从开始到结束，罗仪凤一直瞒着她的母亲。在情感生活中能持久地保持这样一种虔心、凝韧、隐忍的态度，一般女性是办不到的。储安平曾说：“贤良、宽恕及自爱之中尽心与克制，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妻子的品行。”罗仪凤的身上就有这种品行，只是应了父亲的那句话：“努生无慧眼，也无福分哇！”

        两年后，罗隆基突发心脏病死在了家中。

        消息传出，康同璧立即给父亲打电话，问：“罗先生猝然而去，我和女儿夜不能寐，悲痛又震惊。我要写副挽联，以表哀思。不知写好后，该送至何处？”

        父亲说：“老人家，你一个字也不要写，努生是右派。据我所知，对他的死民盟中央是不举行任何仪式的。”

        “怎么可以这样做？一个普通人走了，也是要做丧事的。章先生，我们是不是可以问问统战部?”康同璧的情绪有些激扬。

        不知如何作答的父亲，挂断了电话。

        老太太哪里晓得：民盟中央是做不了主的。

        我在四川省川剧团的几年，备受打击和歧视。说在艺术室工作，实际上派给我的活儿是白天弄幻灯，晚上打字幕。我不敢把自己工作的真实情况告诉家里，怕父亲伤心母亲落泪，却很自然地想到了康氏母女，贸然地给康家写信，诉说满腹的委屈和愤怒。因为在我的直觉中，她俩是最可信赖的。直到文革前夕，我们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康家的复信，显然是由人代笔。但信中表现出的悲悯、温良与仁爱，则发自康氏母女的内心。1964年底，临近圣诞节了。罗仪凤随信寄给我一个极其精美的金鱼书签，它用工笔绘制而成，形态乖巧，色泽艳丽。信上说：“这条鱼灵动又快乐，它就是我们眼中的你。”我捧着它，看着它，爱不释手，又泫然而泣。

        文革时期，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康家。这使我对康同璧母女，有了较为深入的往来和了解。从1966年的8月开始，我家就经历着无日夜之分的抄家和洗劫。整座四合院被红卫兵、造反派占领，全家人被驱赶到紧挨大门的传达室和警卫室。

        1967年春季的一个深夜，父母和我已经睡下。突然，暴烈的叫骂声、撞击声把我们惊醒。当父母和我从木板床上刚翻身坐起，一群红卫兵已用脚踹开了门。打头的一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年纪，如果不闹“革命”的话，该在中学读书。他在问完“谁是章伯钧？”这样一句话以后，就命令大家动手抄家。

        我家经过无数次的抄家，只剩下板床、木凳、棉被之类。所以，这次洗劫对他们来说，收获实在太小，太校这个打头的，看见我们的手腕上还有表。于是，把表“洗”了。其中包括父亲送给母亲的“摩凡陀”，父亲送给姐姐的“劳力士”以及他自己戴的“欧米茄”。他们走后，母亲发现晚饭后放在桌上的一块冰糖，也被红卫兵“洗”了。

        翌日，吃过早饭。神色严肃的父亲对母亲说：“健生，这个家太不安全。让小愚到外面去住吧。”

        母亲同意了。我不同意，说：“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父亲说：“你白天和我们在一起，只是不要在家过夜，太危险。”

        “爸，你让我住到哪儿去？再说，谁有胆量让章伯钧的女儿住在自己家里呢？”

        父亲想了想，说：“现在，我们只有找真正的保皇党了。”

        母亲怪道：“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开玩笑。”

        “哪里是在开玩笑，我说的保皇党是指康同璧。听说，她的住所至今还没有外人搬进去祝”我真的佩服父亲，不管处在什么样的险境，都不失清醒。当日下午，父亲叫我拿上睡衣和牙刷，跟他去东四十条何家口。

        我说：“我拿睡衣干吗？还不知道人家同不同意呢？”

        “会同意的，你把东西都带上。”父亲的口气，不容争辩。

        我和父亲搭乘十三路公共汽车，便从地安门到了东四十条。当看见我和站立在我身后的父亲的时候，康同璧母女兴奋得将我俩抱祝康同璧紧紧抓住父亲的双手，说：“这真是一场噩梦哇！同住一个城市，却彼此不明生死。”

        罗仪凤则说：“从运动（指文革）一开始，我们就掉进了地狱。”说罢，便去张罗茶叶，拿开水烫茶杯。

        父亲忙说：“不要麻烦啦。今天我带着小愚来，是有事相求康老。”

        康同璧说：“章先生，你有什么事？只要我能做到，我和女儿尽量去办。”

        父亲在介绍了家中屡遭抄家和“打砸抢”的情况之后，说：“我老了，红卫兵再怎么搞我，无非骨头一把，老命一条。可让小愚住在这样危险的环境里，我和健生就很不放心了。我想到你这里或许会安全一些，不知康老能否同意，让她每晚留宿贵府。”

        康同璧说：“当然可以，而且我非常欢迎小愚来我家。”

        父亲听了，万分感激。

        康同璧打量着父亲，心疼地说：“章先生瘦了，你千万要保重哇！我现在出门不方便，不能去看健生，替我问候她吧。请转告她，小愚在我这里是最安全的，叫她放心好了。”

        父亲随即告辞。我挎着父亲的臂膀，送至车站。父亲叮嘱道：“这样的家庭是有规矩的，你要守人家的规矩。稍有疏忽，便成失礼。我敢说，现在除了康同璧，再没有第二个敢收留我们家的人了。”

        路上，父亲情绪不错，话也多了。他说：“康同璧的乐于助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家庭的影响。因为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接着，父亲告诉我，现在的人只晓得徐悲鸿的画好，却不清楚他是如何成材的。当年的悲鸿在宜兴老家，不过是个教书的。到了上海，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还谈什么绘画。这时遇见了哈同花园的总管，是他把悲鸿的一切生活费用包下来。后来，悲鸿想去法国进修深造，为此拜见了康有为。康有为称赞悲鸿有志向，并说要给他弄个留学的官费名额，以便将来悲鸿在国外和蒋碧薇的生活也能宽裕些，得以专心习画。很快，康有为给朋友写信，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促成了这件事。所以悲鸿成名后，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提起康有为都是满怀崇敬与感激。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一幅徐悲鸿为康有为一家人画的“全家福”。画作是一个温州富商从法国购得。有人质疑其真伪，我却一口咬定：它是真的！因为它的美艳、工整与仔细，都应和了徐悲鸿对康有为的虔诚之心和景仰之情。

        ———父亲刚走，罗仪凤便忙着为我张罗起来。第一件事，即指点我盥洗间在何处，以及手纸、肥皂、牙刷、毛巾的摆放位置。第二件事，即带我去我的卧室，让我看看自己的床铺、床单、棉被、枕头、拖鞋，以及床头灯的开关，闹钟的使用。第三件事，即腾出一个空抽屉，让我存放自己的内衣或小物品。第四件事，向我介绍家中的两个男佣老郭和二陈。第五件事是告诉作息时间，如三餐的开饭钟点。

        我说：“父亲有交代，只住不吃。”

        坐在一旁的康同璧睁大眼睛，说：“小愚怎么能只住不吃？到了我家，你就要听我的。”

        最后达成妥协：我只吃早餐。

        由于在这里落脚，我才有了充裕的时间和条件去熟悉这所大宅院。康同璧告诉我：房子的设计师就是自己的丈夫罗先生，风格是外中内西。所谓外中，就是指中式砖木建筑，粉墙黛瓦，四合院格局。进大门，即有一道用原木、树干及枝条搭造的柴扉，粗糙笨拙，显得很原始，很不经意。但仔细打量却发现不经意中，其实十分经意。院落里栽植着不加任何人工修饰的草与树。过柴扉，入正门，当中经过的是一条“之”字形的石板路。石板色泽如砚，脚踏上去凉凉的，滑滑的。这让人有置身乡村的感觉，却分明又都是经文化熏染过的、一派文人士大夫式的精致风雅。而所谓的内西，则指房间的使用和陈设。一进门便是一间待客室：高靠背布艺沙发，有刺绣的垫子，菱形花砖铺装成的地面。房间虽小，却玲珑活泼。客厅很大，铺着红地板。它按使用功能分做了三个空间，一边是用来吃饭，一边是用来会客，另有一角摆放着书柜和写字台，供读书、作画、写字之用。客厅里最惹眼的东西，是漂亮的英式壁炉以及与之相配的火具，还有铜制的台灯、烟缸和烛台等摆设。除了挂在壁炉上方的毛泽东水墨画像以外，一切都是康同璧旧日风华的反光。与客厅相通的，是康氏母女寝室：白墙壁，白家具，白窗帘，一尘不染。要不是母女的卧具分别是淡蓝与浅粉的颜色，真圣洁得令人有些发寒。后来，罗仪凤又带我到与盥洗室相连的一间屋子，里面堆满了许许多多的书籍和数不清的家具。那屋子大得似乎一眼望不到头。极讲究的是用一寸宽柚木条拼成的人字形地板和一道十二屏雕花玻璃落地隔扇，优良的木料、精细的雕工，给这间大厅营造出华美气派。

        “这么大的房子，原来是干吗用的？”我问罗仪凤。

        “跳舞，开鸡尾酒会。你瞧，那道玻璃隔扇是活的，能移动。移动的位置，是依据来客的多少而定。”

        她又说：“你现在看到的是侧院，是我们家原来的马房。后面的房子更大，也更好，那才是正院。”

        “那你和康老怎么不住在后面？”我不解地问。

        “让给外交部的一个头儿住了。”

        “……”

        当晚，我打开罗仪凤为我准备的全套白色卧具，躺在小床上。和自己家里日夜的惊扰、惶悚相比，这里则是装满了宁静与苍凉。它们随着缕缕清朗的风月星辉，直入心底，令我难以入睡。

        第二天清晨，当我梳洗完毕走进客厅，即看见黑褐色菲律宾木质圆形餐桌上已摆好了小碗、小碟等餐具。约过了半小时，康老走了进来。还没等我张口，她便问我昨夜睡得如何？我们坐定后，罗仪凤开始上早餐：每人一碗稀饭，桌子当中上的是一碟炸小银鱼，一碟豆腐乳，一盘烤得两面黄的馒头片。两块槽糕，单放在一个小瓷盘里。

        康老对我说：“和从前不一样了，现在我家吃得很简单。不过，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也还是好吃的。”她边说边挑了一片烤馒头递给我。在吃过薄薄的馒头片后，老人又吃了一块槽糕。

        罗仪凤指着另一块槽糕，说：“这是给你的。”

        我有礼貌地谢绝了。尽管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的味道，真的很好，我却不知该对这顿早餐说些什么。因为我的父母虽然做了牛鬼蛇神，每天早晨还是喝牛奶，吃鸡蛋。私下里，我问也寄居在康家的一位上海小姐：“康老为什么吃得这样简单？”

        她说：“罗仪凤没有收入，一家人全靠康同璧在中央文史馆的一百五十元的工资，以及靠后面院子收来的一点点房租。从前老太太的儿子常寄些外汇来。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钱越寄越少，越寄越稀，后来就不寄了。原来她母女吃的早餐也是很齐备的，有蛋有奶，有面包黄油，有水果肉松。如今，家里的开销一再紧缩，却把老郭和二陈的工钱加了又加。”

        “干吗要加钱？”我不理解地问。

        上海小姐说：“还不是怕他们到居委会去胡说乱讲瞎揭发呗！或到社会上勾结红卫兵，引来造反派。现在的保姆雇工，可是惹不起的呀。”

        我把康老的早餐向父母描述了一番，惹得他们十分不安。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康老家的早餐也很不错。尤其是豆腐乳，第一天的味道，似乎与第二天的不同，第二天的又与第三日相异。我把这个味觉感受告诉给罗仪凤，她竟兴奋起来。

        一天早上，天气特别好。虽说是初冬，城市披上了灰沉沉的外衣，树叶也完全落光，可这是一个晴天，金色的阳光如美酒，人的心情也舒展了许多。早餐后，罗仪凤问：“小愚，你今天能跑一趟路，帮我买点东西吗？”

        “当然可以啦！你说，买什么？”

        “豆腐乳。”

        “行，这很方便的。一会儿，我回家的时候顺便到地安门副食店就买了。”

        罗仪凤拍着我的肩膀说：“章家二小姐，你不是说我家的豆腐乳好吃吗？这好吃的东西可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

        “罗姨，我该去哪儿买？”

        “前门路东，一家专门卖豆腐乳的商店。现在的招牌叫向阳腐乳商店。”

        “行，我这就去。”我转身即走。

        罗仪凤拽住我，说：“别忙。”

        我说：“你不用给我钱。”

        “不是钱，是给你拿盛豆腐乳的盒子。”

        “什么盒子？”

        “你呆会儿就明白了。”说罢，她进了里屋。不大功夫，双手举着很漂亮的六个外国巧克力铁盒，走了出来。见我吃惊的样子，罗仪凤笑了。放下铁盒，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便签递给我。我接过来看，又是一惊。原来那上面排列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豆腐乳名称。什么王致和豆腐乳，广东腐乳，绍兴腐乳，玫瑰腐乳，虾子腐乳……罗仪凤像交代要事那样告诉我：每种豆腐乳买二十块，一种豆腐乳放进一个铁盒，千万别搞混了。买的时候一定向售货员多要些腐乳汁。

        她解释道：“用豆腐乳的汤汁抹馒头，最好。这也就是我非要用巧克力盒子装它们的道理。”

        罗仪凤拿出十块钱，非要我收下。我不肯，见她真有些急了，我才把钱放进口袋。

        她说：“小愚，我要告诉你，豆腐乳买好后回家的一趟路，才是最累的。因为六个铁盒子一定要平端着走，否则，所有汤汁都要流出来。为了减轻累的感觉，你一路上可以想点快乐的事情。端铁盒走路一定要挺胸，如果躬腰驼背地走路，你会越走越累。”说罢，她捧起装着铁盒的布袋，昂首挺胸地沿着餐桌走了一圈。那神态，那姿势，那表情，活像是手托银盘穿梭于巴黎酒店菜馆的女侍，神采飞扬。

        “罗姨！”我叫了她一声，笑着扑到她的怀里。

        我按照罗仪凤绘制的前门街道示意图和豆腐乳细目表，顺利地买到了五种豆腐乳（有一种缺货），并让和气可亲的老售货员在里面浇上许多汤汁。在归途，我不但想着快乐的事情，且始终精神抖擞，器宇轩昂。冬天的太阳，也同样的温暖。这时的我，一下子全懂了———虽“坐销岁月于幽忧困菀之下”而生趣未失，尽其可能地保留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精致的生活艺术。难怪康家的简单早餐，那么好吃！

        一日下午，冬雨霏霏，晚上我没有回到康家。饭后，一家人围炉聊天。

        父母对我提起了章乃器。母亲告诉我，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集体打人”大会，由于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打得死去活来，不久死去。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见他还有一口气，便将其拖上车，拉回了家。谁见了，谁都说他活不过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条硬汉，靠着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那些要员及干部，没有一个理他，同情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常做些吃的，悄悄送到他家。章乃器就是这样挺了过来。

        父亲半晌不语，约莫过了十几分钟，才用一种迟缓的语调对我和母亲说：“乃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他一个人怎么过？我很想见见他，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母亲和我听了，无以为答。

        数日后，我把父亲想见章乃器的心事，告诉罗仪凤。

        罗仪凤眉头微皱，说：“这个会晤当然好啦，但事实上很难办到。”

        康同璧嫌我俩说话的声音太小，便起身坐到我跟前，说：“你们刚才说些什么？能不能再讲上一遍，给我听呢？”

        罗仪凤用粤语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康同璧听清楚后，问道：“小愚，是不是你的爸爸很想见见章乃器？”

        我点点头。坐于一侧的罗仪凤，用手指了指窗外说：“外面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即居委会的人）都成了耳目，我们这样的人一举一动都被监视。听说俞平伯想吃点儿嫩豌豆，又怕邻居发现。老两口想了个办法，晚上蒙着被单剥豌豆，夜里把豌豆壳用手搓成碎末儿，掺和在炉灰里，第二天倒了出去。结果，还是被检查垃圾的人发现，又挨了批斗，骂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还继续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你想，一捧豌豆壳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更何况是这么两个大活人、大右派的聚会。一旦被别人发现，真的要大祸临头了。”

        这时康同璧把脸扭向女儿，用一种近乎拷问的口气，问道：“你怕吗？”

        “我怕。我是惊弓之鸟，当然怕啦！”罗仪凤说罢，双臂交叉扶着肩膀做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康同璧正色道：“你怕，我不怕。我就是要请两位章先生来我家见面。”

        罗仪凤怔住了。我一时也不知该如何表态。

        “你怕什么？”老人继续追问女儿。

        “怕咱们担不起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

        “小愚，你也害怕吗？”老人转而问我。

        我迟疑片刻，遂答：“我怕连累你们母女。”

        康同璧突然起身，面向我们站立，像宣布一项重大决议那样，高声地说：“下个礼拜，我以个人的名义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先生来这里做客。”这令罗仪凤手足无措，表情显得十分尴尬。

        康同璧则为自己陡然间做出的大胆决定而兴奋，她拍着胸脯，说：“我不怕承担反革命串联的罪名，一人做事一人当！”接着，手指地板，说：“会面的地点，就在我家，就在这里！”

        “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看着老人因情绪激动而泛红的脸颊，我无法表达内心感激、尊崇、欣喜以及歉疚的复杂感受。只是觉得自己惹了事，让康氏母女二人，一个担着风险，一个感到为难。尽管老人慷慨激昂地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但我知道真正要担待的，是她的女儿。罗仪凤不仅要担待，还要去操办，她肯吗？

        “罗姨，你看怎么办？”我用充满疑虑的眼光看着她。

        “怎么办？还不得按她的主意办。要不听她的，她能跟我拼命。”她苦笑着回答。

        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老太太和女儿“拼命”是个什么样情景。我只知罗仪凤是出了名的孝女，有口皆碑。康同璧让女儿立即着手准备。比如：确定会面的日期，确定如何通知章乃器的方法，决定会面时喝什么样的茶，买什么样的佐茶点心。

        康同璧叮嘱女儿：“点心要好的。”

        罗仪凤背转身，向我做个鬼脸，偷偷地说：“她嘴馋。买来好点心，请客人吃，自己也能吃。”

        “你们两个又在说什么？”康同璧问。

        “康老，我们没说什么。”我走到她跟前，用手梳整她那稀薄的头发。

        “我知道，她又在说我。而且，还不是说我的好话。”

        我笑了，觉得老人可爱得像个孩子。

        罗仪凤也笑了，说：“她说自己耳聋，其实是假的！”

        “你们一笑，就说明我的话是对的。怎么样？”老人一副得意的神情。

        第二天，吃早餐。康同璧发现属于她专用的一份槽糕，没了。她东瞅西瞧一番后，问：“仪凤，我的槽糕呢？是不是老郭给忘了。”

        “老郭没忘。妈，咱们家不是要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吃茶吗？你还特地吩咐要请他们吃好点心。我现在就要筹划，你的槽糕刚好吃完，暂时不忙买，你说呢？”

        老人“哦”了一下，不再吱声。过了会儿，她对我说：“小愚，为了这次会面，我很愿意不吃槽糕。”

        我一把握住她的手。我知道：自文革开始，老人的零食已经从西点、粤点降为北京槽糕。现在，北京槽糕也取消了。关于取消槽糕的事，我没有告诉父母，怕自己说得心寒，怕他们听得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