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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水川之战
        
三川口之战以后，宋仁宗深感西夏强盛，下令封夏竦为陕西略
        
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共同负责迎战西夏的事务。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西夏景宗元昊再次率领十万大军大举南下攻宋，把主力埋伏在好水川口，另一部分攻打怀远（今宁夏西吉东部），声称要攻打渭州（今甘肃平凉），诱宋军深入。但由于当时宋朝有足智多谋的范仲淹在，所以西夏军队不敢轻举妄动。但是，韩琦不听范仲淹劝阻，固执己见，派环庆副都署任福率军五万余人，自镇戎军（今宁夏固原）抵羊隆城（今宁夏固原西南部），出夏之后，伺机破西夏，殊不知西夏伏兵正等着他们。任福率军到达怀远城，正遇上镇戎军西路巡检常鼎与西夏军队战于张义堡南，杀死几千西夏军队，西夏也不断增援。任福军赶到当地支援，于是夏军佯败，任福中计，随尾追击。宋军由于长途追击，粮草不继，人困马乏，已是十分疲惫。追至好水川，遇元昊的西夏军队主力伏击，宋军溃败，任福等大将战死，几乎全军覆灭。
        
好水川之战，宋朝再度失败。宋仁宗闻知后震怒，贬韩琦、范仲淹。
        
定川寨之战
        
范仲淹等人被贬谪以后，西夏又开始商议攻宋大计。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李元昊谋臣张元向景宗皇帝献计。张元认为，宋朝的精兵良将全部都聚集在宋夏边境地区，而宋朝关中地区的军事力量却十分薄弱，如果西夏大军牵制宋朝边境地区的军队，使宋朝无暇估计关中地区，然后即可派一支劲旅乘机直捣关中平原，攻占长安（今陕西西安）。元昊采纳了张元的建议，派遣10万大军兵分两路大规模进攻宋朝。一路从刘燔堡（今宁夏隆德）出击，一路从彭阳城（今宁夏固原东南部）出发向渭州发动攻击。宋将王沿闻知急忙派葛怀敏等人率军增援刘燔堡，宋军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部）陷入西夏军队的重围，宋军大败，葛怀敏等15员将领战死，宋军九千余人近全军覆灭。但西夏另一路遇到宋朝原州（今甘肃镇原）知州景泰的顽强阻击，西夏士兵全军覆灭。西夏景宗李元昊直捣关中的美梦就此破灭。
        
9、庆历和议
        
庆历和议即公元1044年的"宋夏和议"，西夏元昊向北宋称臣，但北宋每年给西夏岁币绢15万匹、7万两银和3万斤茶叶，北宋付出岁币成为"君"，保一方"国泰民安"。宋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至庆历二年(1042)间，西夏连续对宋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事，即:延州之战、好水川之战和定川寨之战。三战皆以宋朝失败而告终。西夏虽屡胜，但掳掠所获财物与先前依照和约及通过榷场贸易所得物资相比，实在是得不偿失。
        
在建国称帝之前，西夏每年都可以从宋朝得到"岁赐"的白银万两、绢万匹、钱2万贯，这是夏国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在沿边榷场，党项人还以境内所产的青白盐及畜产品换取宋朝的粮食、茶叶和其他手工业产品，这些物资都是夏国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如今，宋朝实行经济封锁政策，停止"岁赐"，关闭榷场，不准青白盐入境，禁止双边贸易，从而给夏国的经济以致命的一击。在夏宋战争中，虽然夏国取得了胜利，但是本国也伤亡了很多人马，正如常言所说的"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致使元昊为发动战争而点集人马越来越困难。按照西夏的兵制，各部落青年平时从事生产，战时人人都是兵，不是当正军，就是从事杂役。一声点集，由部落首领带领，立即出动，还要自备马匹和粮食。元昊称帝后，连年对宋用兵，使田地无人耕种，牛羊无人放牧。连不少部落首领也反对再战。
        
由于连年征战，人力、物力、财力损失惨重，致使出现严重经济危机，西夏"财用不给"，严重地阻滞了西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此外，由于民间贸易中断，使得西夏百姓"饮无茶，衣昂贵"，怨声载道。加上西夏与辽之间又出现了嫌隙。所以西夏愿意议和。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朝与西夏最后达成协议。和约规定:夏取消帝号，宋册封其为夏国主，赐金涂银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国主印"，许自置官属，名义上向宋称臣，奉正朔;宋夏战争中双方所掳掠的将校、士兵、民户不再归还对方;从此以后，如双方边境之民逃往对方领土，都不能派兵追击，双方互相归还逃人;宋夏战争中西夏所占领的宋朝领上栲栳、镰刀、南安、承平等地和其他边境蕃汉居住区全部从中间划界;双方在本国领土上可以自由建立城堡;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7万两(旧制，下同)，绢15万匹，茶3万斤;另外，每年还在各种节日赐给西夏银22000两，绢23000匹，茶1万斤。
        
10、熙宁变法
        
内外交困的局面使一部分比较开明的统治者要求变法改革。北宋经仁宗、英宗至神宗时期社会趋于稳定，经济规模空前，文化更是盛极一时。1067年，宋神宗即位，决心变法。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被召到开封，主持变法工作。熙宁二年（1069）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变法派形成了吕惠卿、章惇、蔡确等为变法派中坚力量的体系。赵顼和王安石的新政策在熙宁二年以后陆续实行。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1.背景
        
      （1）三冗危机
        
      北宋立国后，为了防止地方割据，收归行政权、财权、军权，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
        
      宋初，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但设官分职尚有定数。自宋真宗时起，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见增多，至宋仁宗时，更是三令五申。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冗员”）。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冗兵”）。
        
      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2）内忧外患
        
      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历经一年即告失败，并未改变这一严峻形势。
        
      宋神宗即位后，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内部已经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兼之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熙宁变法的主要内容：
        
      （1）富国之法
        
      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