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于是，这样提出问题也许更有设身处地的说服力――放任当今农民问题的恶性发展，政府就将注定失去将农民这一最大的弱势利益集团作为筹码而可能拥有的政策空间，政府作为将变得日益局促，甚至最终可能被少数利益集团所“绑架”。这似乎是一种迂远的杞人之忧。然而拂之不去的直觉告诉我们，政治生态的完全失衡如同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失衡一样，必定会导致大混乱的危险。这其实是不能回避的问题。简洁地说，容忍剥夺和压制农民权利，容忍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因为组织资源的极度匮乏而成为高度组织化的强势利益集团的牺牲品，使政府失去制衡和约束强横的少数利益集团的筹码，中央政府就终将陷入被后者挟持的危险中。事实上，容忍对农民的压迫和农村贫困化，以至其陷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如同漠视对国有资产的侵夺一样，会使其成为另一种异化势力成长的温床，一种被动的腐蚀剂，正如被弃置的肉反成为滋生蛆虫的原料一般，肉不烂尽，蛆生不止。于是，积弱的农民短期内的确并不会成为政权的直接威胁，但必定会曲折的、以简直是反讽的方式造成危机四伏的境地。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正是强调政治的微妙，强调要照顾到每一个方面，并在其间保持平衡；而不能只是看到一面，固执于一极。没有一个多元的政治架构（何况农民的巨大人口比例），政府的生存空间和操作空间就极易于受到挤压，难以左右逢源。因此，多元和平衡的政治生态才是理性政府的明智选择。扶持弱势集团而制衡强势集团，在多种力量的角逐中周旋而左右逢源，使政府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从而保证政府的持续强势生存，向来被证明是具有政治远见的做法，也是中国国情的要求。所谓中央政府权威的相对式微，往往是由于基层和地方权势集团的坐大所导致，而不是直接因为民众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关键之处正在于此。若政府没有造成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必须有所顾忌的集团制衡的局面，就只好在其有形无形的挟持下、因其力量的迅速壮大而相对落到弱势地位，诸多政治理想也就难以越过重重阻力而得实施。腐败势力则会恣意繁殖，挟其盘根错节之势而不惮对抗中央政府，最可能的是以消极的不作为使中央政府无法令行禁止，以满足其特殊的、无遏制因而无止境的利益要求，为此不顾政府的存亡绝续，此种情势并非耸人听闻的空想。细细想来，在看来似乎无有尽头的强势弱势急剧分化的舞台上，自然法则其实是设定了界限的。而在政治中，相信某种界限，也就必须承认类似这样基本的辨证法，这种上下之辨。或者，反过来也一样。

            例如，我们常将自己和印度相比而感觉优越。而在我看来，印度的问题正是以上生态失衡后果的演示，从而让我们看出问题的可怕而足为鉴戒。印度的可悲，很大程度在于她至今不能改变的种姓制度，和庞大的*民阶级。于是，我们忧郁地看到，低种姓人群包括*民群体,从底层由下而上，以消极的、被动的方式，起着一种奇怪的、巨大的、而且是支配性的作用，成为印度社会最意味深长和最致命的诅咒。至少在短期内，任何积极有为的政治理想，要想清理这超稳定结构的、久久不流动而散发出毒气的一大池死水，都令人感到无望。无独有偶，所谓拉美化，背后的问题也不过与此类似。这种瘟疫的逐渐发作，显示出政治生态严重失衡的另一种阴柔隐晦的后果，不是强势利益集团所着意防范的从下发起的剧烈社会动荡，反而是无力反抗导致的平静的稳定，当然还有完全失去制约的另一群体的横暴，成为最深重和令人难堪的社会政治痼疾，当然，如上所提及的，经济学精心论证着的繁荣之梦在此也不会幸免于难。谁想到平等和道义竟然是这样写入经济分析的方程式、在众人的无视和漠视中以这种方式讨回自己的份量呢？

            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并没有种姓制度传统而大同理想从古有之、于今未泯的民族国家而言，是否要冒这样的风险，即在激烈变革和格局重塑的时代里，因为未能着力维持基本的政治经济生态之平衡，而在马太效应之下，出现可怕的“印度化”或“拉美化”的趋向？这又是耸人听闻吗？想一想巨大的农村人口数量，想一想麻木卑下的进城民工的表情，想一想某些飞扬跋扈的农村基层组织乃至县乡政府对农民利益的非法剥夺，对农民政治尊严的轻蔑践踏，以及农村教育的萧条，……治国者盍思之？

            我们还可以说得再远些，就会碰到如今渐得其名分而又被一些反讽的现实弄得不尴不尬的制度话题吧。因为当今之世，满耳听得见人们在喊：制度！制度！

            但在上述想法不可遏止的暗示下，我们不禁要斗胆表示一点怀疑：流行意义上的、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制度是足够的吗？实在的，制度的建立和维持运作是需要来自利益引导的巨大力量的。没有利益集团之间比较平衡的角逐，制度的大厦绝不会建起，徒有其表的制度华屋也会马上坍塌。普遍的腐败（包括司法腐败）自有其强横的势力（几年前我看到山西绛县法院被称作“活阎王”的姚某，以其科级职衔，累累恶行，竟需****、罗干的屡次亲自批示才得处置，一审间还能享受特殊待遇，从容串供，足见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是来自何处――它显然不是来自弱势而常常无告的农民），若无对基层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权利的扶持(通过农村基层选举的试点推广赋予其选举权；通过组织农会赋予其组织资源)，这股威胁势力将愈益壮大，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作为这股势力之对立面的广大农民在下的强有力制衡，仅*国家机器围绕缺少真实基础的制度设计去运转，如何才能够胜过它？腐败势力对中央政府已成心腹大患、燃眉之急，由于农民在政治上的相对缺位而导致的中国政治生态的严重失衡，既是最广大范围内腐败势力迅速自下而上滋生、成长和壮大的土壤，也是中央政府缺少真实的政治力量对其进行有效制约的原因所在。脱离基本利益格局和政治权利格局的调整而侈谈制度，无视基本面的政治生态失衡而幻想生硬安排一种万应灵药的制度，这徒有名分、缺少利益机制引导、被悬空的制度又会有何用？

            而一切讨论的底线一定程度上就系于政府和政治家的理念了。就这一点说，我们愿意抱乐观态度。中央已将农村和农民问题列为头等大事，而它也的确是头等大事，是中央政府权威的生命所系，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大计。

        怎样解决“三农”问题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透视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８日在京闭幕，这是２００３年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对如何贯彻十六大精神、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进行了重要部署。观察家指出，会议所确定的一系列方针显示，中国新领导人把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置于新的高度，确定了新的方略，并决心开创新的局面。

            “大家认为这次会议充满新气象，都感到非常振奋，”刚刚参加完会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说。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年年开，但今年尤其重要，主要有“四新”。

            陈锡文说，本次会议是在贯彻十六大精神的“新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阶段”，重点加快农村小康建设。会议强调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解决农村问题的“重大新思路”。会议还提出了“新的要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进行了具体部署，曾庆红、黄菊、李长春３位政治局常委也出席会议。而就在会前十多天，胡锦涛专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

            陈锡文指出，这是前所未有的，充分显示了新领导人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中共中央希望在全党尽快形成这样的共识：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他说，“实际上，在中共８０多年的历史中，有一条非常清晰：能否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是事业成败的最大关键。”

            十六大上产生的中共新领导集体，负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历史使命。陈锡文说，“全面小康”是惠及十几亿人的小康，而中国的国情是，尚有６０％以上的人口在农村，他们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居民，差距在拉大，特别是农村还有３０００万贫困人口，有６０００万人徘徊在温饱线上。如果不加快发展农村经济，中国“全面小康”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也认为，会议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很具新意，有全局观”。他说，“三农”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关键，如会议所说，“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同时，也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

            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繁荣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本次会议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重抓好四方面工作：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继续深化农村改革；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培育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