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从政治管理系统角度来看，民主是作为选民的人民自下而上的授权，它与中央集权体制自上而下的授权乃是根本对立的。所以，民主的实现必然地意味着中央集权的解体。

            在中国实行民主，不仅是对于1949年以来的极权的或者后极权的中央集权体制的革命，而且是对于秦朝实行郡县制以来的中央集权体制的革命。这是地地道道的二千年未有之变局。

            看了今天中国农民被中央集权体制盘剥和践踏的真实状况，就知道中国古代王朝是怎么崩溃的。幸亏有了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我们不仅可以避免历代王朝末期大崩溃的惨局，还可以避免解放前那种残酷的阶级斗争，通过和平演变根治农村危机。

            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制止中央集权体制向农民的强行抽血，才能“牺牲”掉以从事“不劳动的劳动”和“反劳动的劳动”为主业的县乡机构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冗员。

            在民主政治中，县乡政府将象村民自治中那样实行直选。在乡镇政权中，可以采用临时性的各村村民代表和农会的联席会议，对于乡镇长的财务和业绩进行监督，将监督结果逐月公布，并代表农民主持乡镇长一年两度在全乡镇选民大会上的述职。在县级政权中，将民选出一个县议会，用于代表本县人民掌管财权，并监督民选的县政府的行政运作。

            民主政治将剥夺县乡政权“管”农业的权利，让政府成为法治下的有限政府，把资源集中用于推进现代社会福利体制建设，用于公共道路、社会治安、土地管理、水利管理、公共建筑等社区公共服务。

            民选的县乡政府将成为民间自治的大社会中的“小政府”，许多政府原来僭越的经济事物和社会事物的权力，将交还给农民自治组织――农会、各种专业行会、合作经济组织、社会服务社团等。民间组织将越来越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唱主角。

            通过民主政治，县乡政府的合法权利将来自农村选民，中央集权体制以前非法和过度集中的权力将让渡给民间社会，这是继联产承包制消解极权主义经济（当然还需下一步“土地共有+人权+经济自由”给以完全消解）之后，消解极权主义政治的关键步骤之一。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再次从农村首先开始，层层向上递进，实在是实际的迫在眉睫的需要使然。这样操作，也更加稳健，更容易让社会接受。

        农民负担重在哪里?

            说起农村问题，大家差不多都能想到农民负担。对此，中央三令五申务求减轻，地方政府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一句话，农民负担重了。笔者身为局中人，以平日的所观所想，试作浅析。

            1、农民支撑基层政府和地方事业发展成本过高。按目前体制，村级组织和乡镇人员工资都是由自己解决。在贫困农村就是演变为农民供给。按我们地区负担水平计算，每100农民要负担1名村干部，每40农民要负担1名乡干部。这是人头经费，还有办公费的支出等，仔细算起来，负担就不轻。我们地方人员编制控制较紧，据测定，许多地方远远超过这样的比率。象近期媒体报道西部某县9个农民供给1名财政人员，那么农民这方面的负担也比我们地方重。乡镇是最基层的人民政府，一级政府一级财政，所需地方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农民的负担。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交通建设、民兵训练等等，上级政府和部门只能给予少量的补贴，投资主体还是农民，但往往其受益权又归部门占去了。所谓“人民公路人民建，建好公路为人民。”就是一例。公路建起来了，有了规费收入，公路局、交警队争先恐后拿去“以路养路”。政府的收入主要*税收，农村经济基础普遍薄弱，税源有限，但又要运转和发展，客观上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我国实行分级办学体制，谁家的孩子由谁抱，乡镇政府为义务教育也是劳碌奔波。以我镇为例，每年仅教师工资需320万元，而每年的工商税收才102万元，教师的工资不能不发，社会公益事业不能不搞，余下的缺口只能从农民手里拿钱补。其实农村的工商税收大多也是农民中的从业人员交纳的。他们农闲时务工经商，农忙回家种地，为地方交纳两种税款。尽管如此，教师工资往往不能按时发放，教师有意见，农民负担重，更有意见。据统计，农民支付上述负担占到整个负担的80%左右。

            2、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凸现农民负担不轻。按目前计算农民当年纯收入方法，农民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来自农业。当前我国大多数地方农业生产出现地区性、结构性矛盾，农产品相对过剩，导致销售不畅，如卖猪难，粮价*等，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上交各种税费就有一种无奈的情绪。如果减轻了负担就意味着增加了收入。但政府各项支出并不能因为农民减收而减少，农民必须照样负担不误。象今年我们许多地方的农民辛辛苦苦种西瓜，到头来只卖0.1元/斤，仅够运费，西瓜也真是生不逢时。一个生产季节就这样白费力气地过去了，无钱可赚，负担却不能因此减轻。农业生产效益不好，直接导致粗放经营或农田抛荒。这样一来，农民上交税费，就*外出打工或其他途径的收入来支付。农民工干的多是力气活，远离家乡和亲人挣得的辛苦钱还要弥补农业生产的亏损，即使负担不重农民也感觉重。

            3、农民负担重所表现的另一个特点是负担不均。在农村，不管你是正在上学的小孩子，还是白发苍苍的老大爷，只要你是农业户口，有了责任田，就有一份负担。这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本来就是家庭的供养对象，他们却要上交农业税费。责任田你不想种，退也退不了，无人接收。这笔负担最后还是由家庭劳动力来担负，能说负担不重吗？负担不公还表现在税费均摊上。我们知道农业生产条件各个地方不同，农民投入产出比也不相同，但往往负担一样。我们把目光稍稍放远一点，就不难发现，离退休老人有退休金。农村的老人要为国家负担，城里的老人国家要为他们负担。这样就无法比较了。这里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农村超过劳动年龄的老人是否不用负担农业税费，供大家探讨。因此农民喊负担重不光是客观存在，而且还有一些复杂的主观情绪。

            综上所述，农民负担重既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更受制于经济基础的薄弱。减轻负担仅*乡镇政府还远远不够。我们安徽进行的农税改革，初步遏制了农民负担上升的势头，并且总量上有所下降，这是一个好的探索，同时我省正在进行机构改革，乡镇干部分流、下岗、提前退休，力争减少财政供给人数。这些措施对减轻农民负担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所以为农民减负，要全社会的努力，也是全社会的期盼。

        农民问题与中国的政治生态

            在时下关于农民问题的激烈讨论中，常常牵涉到对政府作为的分析，并且不免浓厚的情绪浸染其中，而冷静的、具有建设性的分析似乎并不充分。已经有学者提出农民问题之政治方面的深刻背景，从而将话题引入一个更有前景的领域。笔者所学非关政治学，但也深深认同从敏感的政治视角切入问题的必要性。

            因为，既然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从而制度设计者的政府的作为被公论认为已如此至关重要，政治上的分析也许就不可避免。而尤其重要的是，站在政府本位的立场看问题，这种政治上的分析才会是具有主体性和成为可操作的。从高度务实的角度说，政府不得不在众多彼此冲突的利益集团之间寻求妥协而得以运作，所以，中国的农民问题，其政治上的根源一定在于，农民在政治上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是最软弱无力的。在政治决策上也就顺理成章的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强势利益集团所要求的、眼前的利益，对于一个“政治人”（模仿“经济人”之说）的政府来说，往往是最真实和难以抗拒的。来自早已坐大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并非政治家的个人良知和施政能力所易于对付的。建国以来城乡二元的统治方式下，可能因决策者出于稳定考虑而致的农村民主化进程的严重滞后，更使农村和农民的声音为二十年来大大成长起来的集中于城市的势力发出的喧嚣所淹没。因此，农民的政治地位在二十年来的显著失落当然会使今日的农村和农民问题变得触目惊心。

            作为理性、追求全民族复兴的政府，应当看到农村和农民问题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公平”问题了。农民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在政治上的地位如此之低，所导致政治架构的失衡可就大有意味。完全抛开纯粹道德层面的讨论（这种讨论很难有多少操作性），仅从政府维护自身权威和着眼长远的视角观之，也足以见其条理。

            政治架构的严重失衡必会导致经济上基本结构的失衡，从农村购买力低下所导致的通货紧缩可见一斑，进一步考察，农村和农民问题如不逐渐解决，必定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不能逾越的障碍。关于这一点，诸多论者已经达成相当程度上的共识，而要寻得实实在在、立竿见影的解决之道则仍然显得渺茫。事实上，寻求政治上稳定的动机在此不能得到直接的共鸣，而从经济视角所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却足以使其望而却步，故这种分析很难促成、甚至实际上阻碍着政治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所以，对于政治人的立场而言，从政治稳定的长远甚至当下的要求讨论农民问题的严重意蕴，才会是足够切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