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实用主义的短视，使他们选择了一条国家主义的市场经济思路，可想而知，它乃是中央集权主义和市场经济妥协媾和的产物。

            2，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对于机构膨胀的首要影响

            1993年以来实施国家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政治后果之一，乃是中国本已足够强悍的中央集权得到了令人吃惊的加强。

            这一对1980年代放权让利改革的重大历史倒退，其始作俑者，是1988年的治理整顿。1993年实行宏观调控，在正确地对金融领域实施严格管制的同时，却武断地把这种管制推广应用于全局，形成了国家主义导向和市场经济导向的畸形藕合。从治理整顿开始的加强中央集权的倒退的列车，由此得到了添火加速。

            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1988年以来中国政府机构规模急剧地膨胀。这在基层县乡政权表现尤甚。中央政府能够理解的农村现代化模式，依然是加强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权力控制、强制管理和实力引导。这是一个标准的国家主控模式。庞大的党务系统，政务管理系统，税收系统，计划生育管理系统，还有公检法系统，在国家主义加强管理和控制的导向下，象一个生长失控的怪物，可怕地向县乡扩张。迟迟不进行政治改革因而对之无法实施有效监控的行政系统，理所当然地被特权阶层所操纵，他们将关系网不断编织进这一政府及公共服务体系，使得机构膨胀的问题更为恶化。从1988年至2000年，仅仅十余年间，农村县乡政权的规模增幅普遍达十倍以上，一般地，一个乡镇的工作人员由毛时代的十几人、二十几人发展到今日的一百多人、二百多人。这中间还不包括教师队伍。

            人们往往道德性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下层官吏的贪污腐化、胡作非为和关系网的扩展上，而看不见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制度运作这一结构性因素对于机构膨胀的首要影响。

            今日中国大陆压得底层民众喘不过气的“吃饭财政”，乃是鼓吹加强中央集权下的管理控制的国家主义市场经济路径的必然产儿。加强管理的建构取向（国家主义）和不受监控的绝对权力（特权阶层，不过是国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另一衍生物）两极藕合，必然导致政府体系（包括政府机构、公用事业和政府控制企业）的结构性膨胀。

            3，中央集权体制的运营成本主要压在农民身上

            中央政府实施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运营成本，以及为推行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所制造出来的连它自己也不愿意接受的怪物――“吃饭财政”的开支，主要压在中国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身上。

            在加强全面管制的同时，国家主义的中央政府还在19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加强中央财政汲取力度，以扩充自己的转圜和进取空间。在城市财源很大部分被中央政权抽走后，省-市-县-乡官僚体制在财政上受到了很大压力，它们既要承担不断膨胀的吃饭财政，又要解决特权阶层自身按指数增长的高消费需求。有几十年来的惯例可依，它们成功地把财政困难巧妙转移到农民身上。刚刚从极权主义金字塔压迫下获得历史性解放的中国农民，仅仅享受了十年的生活改善，又被国家主义的庞大中央集权体系压在赋税的大山之下。

            在国家主义的庞大中央集权体系中，如果说，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和特权阶层经济贪欲的省-市-县-乡官僚体制，是世纪末严重的三农问题的直接制造者；那么，中央政府的宏观决策思路与财政汲取―分配政策，则是催生三农问题的深层动因。

            后极权时代的国家用“发展优先”的残酷资本主义，代替极权主义时代的“重工业优先”的残酷的高积累政策，作为自己对农村暗中不断抽血、公开拒绝履行义务的理论依据。制定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中央政府，一直拒绝承担义务教育的开支，反而把这笔巨额负担压给地方和乡村。一般地，义务教育支出大约占去了乡镇财政的50-70%和县级财政的40%左右。国防负担中的很大的一头，即义务兵役制下退伍军人的安置，也被主要推入不断膨胀的吃财政饭的队伍，国家迟迟不开展兵役制度改革，由此而来的巨大成本，就这样用隐形的方式转由农民最终承担。

            多年来，中国中西部十几个省的农村地区受到了中央集权体制超额的经济盘剥。农村人民被迫以工补农，把农业收入的大部交给政府，而把打工和副业收入用来补贴家用，勉强得以应付苛捐杂税的压力。

            这些税赋主要用于吃饭财政和义务教育，国家每向农民收取一百元税赋，就有九十几元作此用途。其结果，是中国从事着最落后的农业生产的农民，反而承担着最大的重负，占国内经济总值不到15%的农业，要养活70%的人口，每年还要另外承担3000亿的税费。致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1990年代，农村社会居然发生了明显的停滞（全国经济年增长8%，而农村只有2%，中西部农村不到1%，如果挤掉众所周知的水分，从统计数字上就可以证实人们的直接经验），部分地区农民再次走向贫困。而中西部县级政权也普遍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全国乡镇政权负债达2000亿左右（李昌平估测），几乎濒临破产，这些财政窟窿最后还得用农民的血汗来填补。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却超出预期地高速增长，2001年中央财政增收达2000亿。这些明显的数字对比，最好地说明了“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

            4，人为制造的国民财富的分配不公

            在1980年代改革给中国农民以极大的政治解放和经济提升、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城乡差距、形成了城乡间生产―消费的良性互动之后，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又出现了新的城乡二元分化。不用说，这当然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功劳。

            据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援引的统计数字，以2001年数据匡算，城乡人民真实的收入差距大约为6倍。2000年农民人均货币收入，只相当于1990年城镇居民的水平，整整落后10年。

            10年来，中国大部农村没有能够分享到城市高速度增长的好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后几年把前几年曾经分享的好处几乎全部吐出），相反，从1979年到1997年，国家和城市又从农村拿走2亿7千万亩土地，用于城区扩容、修路、建工厂和开发区，这笔土地乃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走，中间又被国家汲取了6-10万亿以上的“剪刀差”（见《新财经》2000年9月号，陆学艺文）。这笔剪刀差，同1953-1979年间国家为了高速工业化所汲取的7000亿剪刀差相比，考虑物价因素，数额之巨，几乎不相上下。

            城市社会和沿海地区在享用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特有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还从民工的血汗钱中强行收取暂住证、务工证、计划生育证等费用（每人每年数百元），每年总额达数百亿之多。如果说前者还属于市场经济下的自愿交易，政府“仅仅”在民工的人权保护和劳动福利方面偏袒资本家和城市社会的话，那么后者则是赤裸裸的政府操作下的、带有强烈的阶级歧视的强制汲取。

            乌托邦时代对中国农民的歧视政策，在国家主义时代又得到了延续和创新：中央政府所实施的许多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的改革，比如统计失业率，只统计城镇，而把广大的占人口70%的农村令人吃惊地排斥在外。至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等现代文明社会普及的基本福利，更是与数亿中国农民绝缘。今天中央的教育拨款的92%是用于占人口30%的城市，而占人口70%的农村教育只得到8%的中央财政支持。

            这些数据（包括前面讲到的中国农民每年上交的3000亿税费等），足以说明中央集权的超级国家，在正式亮牌的市场经济时代，仍然用行政手段对农民进行盘剥，用集权体制和宏观政策将国民财富集中于大城市、沿海和中央，这是造成新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原因。

            很明显，这是人为制造的国民财富的分配不公。这一分配不公，是改革开放以来继1888、89前后的第一次分配不公之后的第二次。这是极大的不正义。

            40年前对中国农民阶级施加的极大不正义，引发了三年饥荒，饿死数千万人口。那么，今天对中国农民阶级施加的极大不正义，如果持续下去，将引发怎样的危情呢？

            5，城市社会以停滞和衰退“等待”着中国农民的富裕

            打击已经悄悄降临，首先受挫的，是国家主义放在第一位的“发展”指标。

            农村收入长期下降，整个社会70%人口的有效需求不足，直接导致了城市和发达地区工厂生产的大量的初级消费品卖不出去。雪上加霜的是，它又引发了新的恶性循环：生产厂家、流通商家和凭地租分利的城市社会，因此而收入严重下降，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城市低收入群体扩大，致使城市消费市场也出现了萎缩。这一实际存在的不景气，在外向型经济数据掩不住的地带，在政府工作报告之外，公然地蔓延。

            中国经济发展在地理上的不平衡性，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梯级分布，也决定了生产―消费链条在不同的梯级间保持良性循环的必要性。只有底层民众的收入不断增长，推动着底层消费市场不断地发育升级，才能在此消费导向下，推动厂家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质量、创造新型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