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飞来的横祸
正当习仲勋为国民经济调整日夜操劳而紧张工作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政治灾难却悄悄向他袭来。一九六二年初，中国共产党内部对国内形势的判断和恢复农业生产政策所存在的不同意见凸显出来。毛泽东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眼光来观察问题，在七八月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和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使全国的政治形势逐步向着“左”的方向发展。习仲勋成为这场“左”的斗争最早的受害者之一，被加上“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等种种莫须有罪名，批判审查长达十六年之久，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彻底平反。
■蒙受不白之冤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又在北京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全会召开之前，还召开了二十九天的预备会议。所以，毛泽东在全会第一天的讲话中说，这次会议实际上已开了两个月。北戴河会议，是在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五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采取比较实事求是、各方面都退够的调整方针，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之时召开的。这时，党内对年初以来恢复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调整的分歧意见依然没有消除。
北戴河会议按大区编为六个组，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粮食、财贸、商业和国家支持农业，包括包产到户等问题。重点是讨论和修改中央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商业体制的决定（初稿）》、《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以及关于市场和物价问题等文件。
八月五日，毛泽东在华东、华中组会议上开始吹风。六日，毛泽东即正式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接着又在九日、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和二十日的六次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话或插话，继续阐发他在八月六日讲话的观点。他把党内认识上的一些分歧，当做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把他不同意而实际上又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由此，会议即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这个题目也就必然成了九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主题。
习仲勋没有参加北戴河会议，在此期间他受周恩来委托，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周恩来还特别关照习仲勋，让他在座谈会结束后去北戴河休息一段日子。
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的，于七月三十日开始，八月二十四日结束。八月七日，周恩来到会讲话。他在讲话中分析了城市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指出解决的办法“首先是恢复正常生产”，只有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有效地支持了农业和市场以后，人民生活才会改善。会议结束时，讨论通过了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代拟稿。
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结束后，习仲勋即到北戴河休息。同一天，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
这时，习仲勋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政治厄运已降临到他的头上。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已开始给习仲勋罗织罪名，并把他与庐山会议受到批判的彭德怀联系在一起，以“翻案风”的罪名加以批判。
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遭到了错误批判处理而在后来贯彻调整政策，为“反右倾”中被错误批判打打击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的过程中，彭德怀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平反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还重提所谓彭怀“里通外国”。
彭德怀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当他知道在会上再次受到批判后，拍案而起，怒不可遏，连声喊道：“诬蔑！诬蔑！”他不得不对强加给自己“里通外国”的这一险恶罪名进行辩解和申诉。四月十六日，彭德怀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递交了一封很长的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在这封信中，他不承认自己有“阴谋篡党”的问题，不承认存在“彭德怀、高岗联盟问题”，不承认存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不承认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抓军队建设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结论。八月二十二日，即北戴河会议结束的前两天，彭德怀再次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重申不存在所谓“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问题。这两封信，被认为是彭德怀利用当前国际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和国内发生的困难而闹翻案，是向党新的进攻。
会议开到第十二天，即八月五日，毛泽东在讲话中点名批评彭德怀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十三日，他又针对对彭德怀的信说，我们只坚决反对背后搞鬼的，不怕搞阳谋的。特别是彭德怀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二封信发出以后，一此人认为，这是逼着中央全会来讨论他的问题，是向中央挑战。由此引发出一场其气势不亚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长达两个月的对彭德怀“翻案风”的激烈批判。
在八月二十四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自命为“理论权威”的康生，以他特有的政治嗅觉，利用一些捕风捉影的材料，公然诬陷习仲勋“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他的爱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并说习仲勋是“翻案风”中的又一个“挂帅人物”。当天，康生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说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问题，并要求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
由此，习仲勋的人生开始了一段坎坷漫长的审查、批斗、下放、关押和监护的岁月。
■小说《刘志丹》冤案
八月二十六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仲勋在北戴河仅休息了两天，便赶回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紧张忙碌后的短暂放松，使他心情非常愉快。对于康生在北戴河会议上将矛头对准自己的情况及其险恶用心，他还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前期，重点讨论关于农村问题的两个文件，并批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所谓的“单干风”。接着，会议又讨论国际形势和《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文件。九月六日、七日，分组讨论转入批判彭德怀“翻案风”。八日，康生借小说《刘志丹》在西南组会议上提出“现在中心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康生的发言刊登在全会“总七十二号简报”上，引起爆炸性轰动。习仲勋成为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另一个活靶子。
从九月中旬开始，各组在批判彭德怀的同时，也展开了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随着批判的不断升温，习仲勋、贾拓夫和刘景范等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被说成是他们的反党纲领，进而诬陷习仲勋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这真是晴天霹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在这场不正常的批判中，性格刚直的习仲勋郑重地向党中央写信，说明自己与小说《刘志丹》的关系。
事情还要追溯到一九五六年前后。当时工人出版社约李建彤创作一部记述刘志丹革命生平的长篇小说。李建彤是刘志丹胞弟刘景范的妻子，也是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当时担任国务院监察部第二司中级监察专员。因为小说的主人公刘志丹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工人出版社对这部小说的创作抓得很紧，并派责任编辑具体帮助指导。李建彤热情很高，先后在北京和陕西走访了三百多位老同志，在陕西省档案馆和西北党校党史资料室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开始，习仲勋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习仲勋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于是李建彤找到习仲勋，向他讲述了工人出版社约写小说《刘志丹》的情况。习仲勋表示：“写对刘志丹同志的革命回忆录我是同意的”，刘志丹的革命活动可以作为片断来写，不赞同写成大部头的小说。李建彤没有接受习仲勋的意见，于一九五八年用纪实的手法以真人真事写出了《刘志丹》上、下卷初稿，接着又改写出第二稿，第三稿改成小说体裁，成稿后送习仲勋征求意见。
习仲勋见到书稿后，当面对李建彤说：“写这样大部头的小说可不是闹着玩的，牵涉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涉及有关西北党史上的一些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意见纠纷，如果写一些片断的革命回忆录岂不是更好。”李建彤还是没有听从习仲勋的意见，坚持要试试看。随后，习仲勋还向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说，最好能劝劝李建彤不要写小说《刘志丹》，她没有参加过西北苏区的革命斗争，不是非常了解这段历史，不一定能写得好。你是刘志丹的弟弟，建彤又是你的妻子，就是写得很好，也难以避免引起对西北党史分歧意见的争论。特别是对于像高岗这样的人物，很难通过小说形式把握得准确。习仲勋还对刘景范强调，对此我很忧愁，难道你们就没有顾虑吗？
刘景范表示愿意劝说李建彤，但又向习仲勋说，她非要写，我也没办法。
一九五九年冬，习仲勋接到小说《刘志丹》第三稿的清样。此时他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政务繁忙，因而只是粗略翻阅了清样。习仲勋感到，小说没有把刘志丹写好，特别是涉及的一些史实和对功过是非的评价，西北老同志中本来就有不同意见，弄得不好，会引起新的矛盾。习仲勋再次表示不同意写小说《刘志丹》。但是，李建彤仍然没有接受习仲勋的意见，并说她已收集了大量资料，许多老同志如王世泰、张秀山、马明方、马文瑞等都赞同，也已与工人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李建彤还要习仲勋支持她脱产写作，习仲勋没有理会。
之后，刘志丹的老战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锡五多次劝说习仲勋支持小说《刘志丹》的写作，刘景范也要习仲勋予以支持并转达李建彤的话说：西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习仲勋不得已，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表示你们一定要出版也可以嘛！
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李建彤又送来小说《刘志丹》第四稿清样，习仲勋因为没有时间，便委托秘书田方仔细阅读并提出意见。三十多年后，田方回忆说：我是抱着满腔热情来阅读这部小说的，小说主要描写了刘志丹童年及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从接受革命教育及参加革命活动开始，到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过程；特别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既要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又要和党内“左”倾盲动路线进行斗争的历史事实。小说还表现了刘志丹对毛泽东领导红军在井冈山开展游击战十分敬仰，再三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武装割据的思想。小说还通过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太婆为刘志丹送鸡蛋、抚摸刘志丹双手的动人情节，来反映革命领袖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还有刘志丹见到党内“左”倾分子逮捕他的密令后，以大局为重，为避免分裂，主动找组织接受“审查”，而被投入监狱、备受折磨等情节，非常感人。所以我读完书稿以后，只对文字和一些技术性问题，提出了意见。
由于李建彤一再催促，习仲勋在听取秘书田方对书稿的意见后，先后两次约请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两位编辑以及李建彤一起座谈小说《刘志丹》。马锡五是评剧《刘巧儿》中的“马青天”马专员的生活原型，与刘志丹同为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人，也是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人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过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比较熟悉陕北党组织的历史，在陕北老同志中有较高威望。习仲勋请马锡五参加座谈，除了希望能对书稿中某些涉及西北党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评判外，还因为马锡五也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便于和他一起说服李建彤。在座谈中，习仲勋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年一代”，“把刘志丹写成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在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并把这个胜利写成是全国革命斗争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写西北大革命，要写整个一个时代。思想呢？就是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通过志丹具体实现。最后一段只留下一个陕甘苏区。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个落脚点，以后又是出发点。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写好。当然也有许多错误，但基本路线没有大错。最后是毛主席来了，不然也完了！”
习仲勋在谈到高岗时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岗的一些主张也是对的，但在书中不要写他。马锡五也赞同习的意见。
座谈会以后，李建彤又赴陕甘宁革命老区深入生活，访问了众多当年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农会会员，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按照座谈会的意见，李建彤于一九六二年改写出小说《刘志丹》第五稿，分送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习仲勋等人审阅。同时，《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刊发部分章节。李建彤一边广泛征求意见，一边作第六次修改，准备正式出版。习仲勋一再告诉李建彤说，要将修改稿送给那些对西北党史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审阅，让他们在出版前把意见讲出来，有问题还来得及修改，避免出版后引出乱子。
但是，李建彤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仍然急着出版，并说她已取得中宣部同意，周扬还指定专人同她联系，作经常性指导，一次，习仲勋到北京长安剧院看戏，见到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都部长周扬，周扬对习仲勋说，看了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样稿，觉得还不错，可以出版。习仲勋把周扬的话告诉了刘景范、李建彤。
这时，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也看到小说样本和报刊刊发的部分章节。他认为书中反映的许多重要问题与历史不符，便找李建彤谈话，结果话不投机，发生争吵，不欢而散。阎红彦从北京饭店打电话给习仲勋，很不高兴地问道，写小说《刘志丹》你是否知道？习仲勋说，一九六年以前我不赞成写这部小说，后来同意了，并要作者将小说样本送给有关同志审阅，征求意见后再出版。习仲勋还建议阎红彦再找李建彤谈谈。
康生得知此事后如获至宝，虽然没有看过小说《刘志丹》，却武断地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而是有组织地进行反党的“政治纲领”，立即要求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继续刊发，进而穷追不舍，立案审查。
■立案审查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正在进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上，突然公布了高岗妻子李力群写的一份材料。材料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被迫写出的，长达万言，其中有涉及高岗、彭德怀、习仲勋的不实之词。当时送给中央没有得到理公，但时隔三年之后，把这样的材料公布出来，其用意就是要加重习仲勋的“罪责”，同时也表明要对习仲勋下手了。
习仲勋当即给中央写信，坚决不承认小说《刘志丹》是自己主持写的，坚决不承认康生强加给自己的罪名。这封信第二天就被刊登在会议的简报上。他写信的本意是要说明事情原委，洗雪不白之冤，不料却招致批判的进一步升级。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在全会上，那个‘理论权威’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向我发动攻击，各种莫须有的帽子，一齐向我抛来。在这种情况下，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了事实真相。”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下，参加中央全会的人也不得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和看待问题，会议的气氛处于一种异常紧张和扭曲的状态，习仲勋的解释发言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不老实”、“和党对抗”。这时他心情极为复杂，对强加的“莫须有”罪名难以接受，违心地承认又怕招致没完没了的追逼批判。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习仲勋只好找周恩来请假。他说：“我最好不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
习仲勋的请求，得到中央同意。但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并没有因为习仲勋的告假而停止对他的批判。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发表讲话时，康生向毛泽东递了一张条子，上面写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毛泽东后来又说：“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毛泽东的这些话，不但对全会起到了误导作用，而且在以后的数年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被林彪、“四人帮”集团奉为批判“文艺黑线”、扼杀文艺作品、制造现代文字冤狱的“最高指示”，严重影响了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并进而扩展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酿成了一场空前的民族大灾难。
同日，康生又建议，提出被列为审查对象的彭德怀、习仲勋等五人不必要再参加会议，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此外，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还将彭德怀、邓子恢和习仲勋三人的案子，定为当前阶级斗争的三个重大事件。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全会正式通过决议，分别组成“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和“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由康生任主任。专案委员会成立后即召开第一次会议，康生在会上说，专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全盘审查研究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活动，在适当时机做出报告，提交下一次中央全会讨论。“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发表意见的人不多”。专案审查采取秘密的“背靠背”的方法，整个过程不与被审查者见面。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初步给习仲勋罗列的主要罪状是，小说《刘志丹》是“伪造党史”，把陕甘边写成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书中的“罗炎、许锺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刊仲勋被停职检查后，专案组指定专人对习仲勋办公室的文书档案进行了清理，习仲勋也按规定将所有文件包括历次参加会议的笔记等全部上缴。小说《刘志丹》作者李建彤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
始料不及的政治打击，使习仲勋陷入极度痛苦之中。他待在家里，整日沉默不语，暗自伤神。这时，周恩来和陈毅受党中央、毛泽东委托，找习仲勋谈话。陈毅快人快语，首先宽慰习仲勋说：“我犯的错误比你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周恩来亲切地拉住习仲勋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周恩来、陈毅这一番饱含深情的话，使他感动不已，顿时流下了两行热泪。习仲勋对周恩来说：“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做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
其实，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对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以及他们创建和领导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给予高度评价。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毛泽东在长征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讲话时指出：“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每当习仲勋想起毛泽东的这些话，就激动不已，他相信党中央，坚信毛泽东一定会正确对待西北革命根据地，正确处理他的问题，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又一次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做出高度评价，他说：“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那里还有点根据地，怎么以后还能发展到华北、华东、华中，抗日时期怎么还能搞那么多根据地！哪里环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再一次印证了习仲勋的判断是正确的。
许多年以后，习仲勋不止一次地谈到身处逆境时受周恩来特别呵护的情景：“恩来同志让我的秘书派车把齐心同志接回家来。她一到家，恩来同志就马上和她通电话，要她请假留在家里陪我，嘱咐她防备我有一念之差。我懂得恩来同志对我关怀至深，心里说：总理啊，听从您的教导，我要革命到底，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微末力量，我不会有一念之差的。”
值得一提的是，彭德怀没有出席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当他听到全会精神时，心情异常沉重地对妻子浦安修说：“怎么他（习仲勋）也出事了，我的问题怎么把他也连累了。”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激烈批判习仲勋“利用小说反党”的同时，责成中宣部、中国作协党组搜集一批“反党”小说上报。一时形成了会内会外到处抓“反党”小说的浪潮，犹如第二次反右斗争又开始了。中国作协党组立即搜集了一批所谓的“毒草小说”报给全会。中宣部还根据康生的指令，追查习仲勋曾批示“同意发表”刊载于一九六二年《红旗飘飘》第十七期王超北的《古城斗胡骑》革命回忆录。康生恶毒地说，这个回忆录所写的地下党机关实际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于是，又把这件事说成是习仲勋“利用写回忆录进行反党活动”的严重事件。
王超北，陕西澄城县人，早年在上海大学上学，受瞿秋白任弼时等共产党人的影响，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一九二四年加人共青团，后转为中共党员。从一九三九年秋至一九四九年五月，王超北在西安坚持隐蔽战线斗争。一九四五年王超北受命组建了中共中央调查部直属的西安情报处，担任处长。西安情报处先后建立了八个秘密电台，还巧妙地将电台放置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办公处附近的地下室。十年中他们通过电台为中共中央和有关军事机关发送情报二千余份，其中包括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计划、重要战略部署、敌人内部动态、兵力配置、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南京军事会议情况等，为党中央正确地指挥全国战场，特别是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解放西安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称赞王超北是“无名英雄”①。
《古城斗胡骑》是王超北口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欧阳柏整理的一篇回忆录，再现了西安情报处的地下工作者深入龙潭虎穴，与敌人巧妙周旋、斗智斗勇、曲折离奇的斗争场景，史料真实，情节生动，是反映隐蔽战线斗争的不可多得的回忆录。负责过秘密工作的中央监委书记王世英在看到校样后，连声称赞写得好。作者将校样送给习仲勋，他看后即批交《红旗飘飘》编辑部发表。这本来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又被当成习仲勋的一条罪状。王超北也遭到康生的诬陷和迫害，逮捕入狱达十七年之久。王超北不为高压所屈服，在狱中写了大量控诉揭发材料，同康生进行坚决斗争至一九七九年才得以平反。为王超北整理回忆录的欧阳柏也难以幸免，被中宣部错误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成员，取消了中共候补党员资格，并取消阅读文件、内部刊物和听报告的权利。
对小说《刘志丹》和习仲勋的专案审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还没有结束。一九六五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彭德怀、习仲勋两个专案委员会合并，同时成立西北调查组，设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对外称中央组织部调查组，调查核实习仲勋所谓的“反党活动”，并成立陕西省委和甘肃省委两个凋查组协助工作。一九六六年六月，西北调查组撤回北京前，向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汇报说，习仲勋在西北地区执行了投降主义的路线，对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搞“投降合作，取消阶级斗争”，并编造习仲勋在高岗死后并没有停止活动，要做高的忠臣，与台湾陈建中有联系等莫须有罪名，甚至提出习仲勋不仅是反党集团的头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应该依法惩处的意见。这些极为错误的结论和意见，虽然未被中央采纳，但却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习仲勋受到更严重的批判，更多的人受到株连。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批示重新审查此案。中央组织部对小说《刘志丹》案进行了复查，并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四日向中央写出报告，提出：一、李建彤写小说《刘志丹》是工人出版社的约稿，并非康生说的“蓄谋已久”，同习仲勋没有关系。二、习仲勋只是在一九六年以后向作者和工一人出版社的同志谈了两次他对小说《刘志丹》样稿的意见，除此对小说创作没有过问过，康生说习仲勋是这本书的主谋、”第一作者”是没有根据的。习仲勋两次谈话内容也是正确的，康生说习仲勋企图在小说中把陕甘边写成“中国革命的正统”和“中心”，作为“篡党篡国的纲领”，全属诬陷不实之词。三、习仲勋在被审查时向党说明真相，不承认康生强加的罪名，这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也是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更不应该以此定案。报告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把这部小说定做毒草的四点理由是和小说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反党集团’。习仲勋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这个案件“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中共中央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四日批转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一九八年二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习仲勋等人彻底平反。
习仲勋及小说《刘志丹》冤案，发生于党的中央全会。曾经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共领导人薄一波如是说：“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产生的消极影响是很突出的，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并把当时党内关于国内形势、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关于干部甄别等方面存在的意见分歧和不同主张，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批判。从而，使国内的政治风向发生逆转，由刚刚进行不久的、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又成了反右。”
■中央党校的“特殊党员”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习仲勋就在北京郊区的寓所“闭门思过”，接受审查。对于康生将毒手伸向自己，罗织种种罪名，他越来越想不通，思想异常矛盾和痛苦，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按中央要求动手写检查。习仲勋想得很久很深。他参加革命以来，对党无限信赖和忠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对理想信念发生过怀疑和动摇，审查自己的决定是中央全会作出的，从组织纪律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但他又难以给自己编造出“反党”的事实，违心地检讨，因为这样做会违背党性原则和做人的道德准则，也会牵连和伤害更多无辜的人，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习仲勋还是以虔诚之心，“把自己过去的言行，作了一番搜查，哪怕是一滴一点不利于党的言行，只要能记得起的，都陆续向党作了交代”。
一九六三年秋，习仲勋开始写“检查报告”。他通过口述，由秘书记录整理成稿，他修改签名，报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检查”中，他较为系统地回忆了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给自己扣上了几顶空洞的大帽子。他说：“自己在全国胜利以后，是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打倒的一个人，丢掉了阶级斗争这杆枪。”对于批判他“有抵触情绪，仍多计较哪些揭发材料是真实的，而哪些是不真实的，以及自己究竟责任有多少的抱怨情绪很大，有些检讨总觉得是在被迫下做出的，勉强性很大。这种不自觉情绪延续时间很久”。但是，他坚决不承认自己秘密反党。
不久，中央决定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到中央党校学习，这时，仍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的彭德怀也以一名特殊学员的身份在中央党校学习。
习仲勋住进距离中央党校不远的一个叫“西公所”的院落，开始了两年多的特殊学员生活。他离开数十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岗位，也离开了家庭，成了门庭冷落的“西公所”的主人。
“西公所”分前后两院，前院没有房舍，荒凉空荡的院子只有一些小树和花草。在后院的房屋里，习仲勋和齐心夫妇住了三间正房；五间偏房，一间作为厨房，四间住着秘书范民新、炊事员王志德和两名勤务员。习仲勋虽然是中央党校的学员，但不参加校内的任何学习和活动。按照党校安排，他每天上午阅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下午在院子里养花种菜，从不迈出大门一步，也不与外人来往。中央党校副校长贾震负责与他联系，隔上一段时间便到“西公所”看望习仲勋，同他交谈学习情况。习仲勋深知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投身革命数十年，整天不是忙于打仗就是忙于政务，几乎无暇系统学习马列著作，提高理论修养。对能够有大量时间来读书学习，他期盼已久并非常珍惜。在这里，他专心读书、翻阅资料、撰写笔记，仔细阅读中央文件和一些书报杂志，认真思考问题。二十年后，他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谈起这段往事：“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上，因为一本书的问题，我就靠边站了。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二月，几乎十六年我没有工作。但在开始时，中央的文件还都给我看。”
在“西公所”居住期间，胞妹习雁英去看望习仲勋，见面后难过得流下眼泪。习仲勋劝慰说：“受党的教育这么多年了，还这么软弱，这么经不起风浪，动不动就流眼泪怎么能行呢？无论何时都要听党的活，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习雁英回忆当时情形说：“我本来想去劝说他，以减轻他的精神负担。没料想却让他给我上了一堂政治课，他对党不但没有丝毫消极埋怨情绪，仍然教育家人坚定革命信念，做好本职工作。”
一九六四年底，根据一年多来的学习和体会，习仲勋又写了一份“检查报告”，主要谈在理论学习中的心得收获，但涉及具体问题时仍说不出相应的事实，只是简单地给自己扣上几顶政治帽子。
一九六五年夏，习仲勋致信党中央和毛泽东，除检讨错误外，郑重提出：“让我去农村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锻炼，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毛泽东思想式的新的普通劳动者。我长期关在屋子里，脱离实际生活，是改造不好的。”其实，在他写信之前，毛泽东已经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考虑了他的工作安排和去向。【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要求到农村去，毛泽东却另有打算。“毛主席不让去，说到工厂去锻炼锻炼，过两三年再回来。”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习仲勋谈话，宣布了中央让他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的决定。习仲勋表示服从中央安排，并请安子文向中央转达自己的三点意见，一、坚定地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二、不做有损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三、不会自绝于人民。二十年后访问朝鲜时，在平壤锦绣山议事堂，习仲勋向金日成饶有兴趣地谈到当时去洛阳的情况：“我去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这个厂规模比较大，它在全国矿山机械厂中属第一，在全国重型机械厂属第二。洛阳既是古都，又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这次金主席没有去看看吧！”由此看出，他对洛阳有着美好印象和深厚感情，对去洛阳矿山机器厂是乐意的，并抱有某种希望与期待。
■挂职洛阳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习仲勋和他的秘书范民新及公务员乘火车由北京到洛阳赴任。几乎同时，彭德怀、黄克诚也分别抵达成都和太原。彭德怀出任西南大三线副总指挥，黄克诚担任山西省副省长。
洛阳地处河南省西部，西屏秦岭，北依邙山，横跨黄河中游南北两岸，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以“九朝古都”著称。这里有龙门石窟、白马寺、邙山古墓群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山水景观、自然风光绚丽旖旎，历史上商贾云集。新中国成立后，洛阳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建设城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一百五十六个重点工程这里就有七项，洛阳矿山机器厂是其中之一。
洛阳矿山机器厂坐落在洛阳市西郊涧西工业区。一九五三年开始筹建，经国家计划委员会通过并报毛泽东同意，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动工兴建。一九五八年五月第一台二点五米双筒卷扬机试制成功，同年十一月工厂建成投产，年生产矿山机器产品二点一六万吨。习仲勋担任副厂长时，该厂生产和建设规模已有很大发展。
习仲勋到达洛阳矿山机器厂后，心情还是愉快的。但他没有心思参观名胜古迹，欣赏古城风貌，而是深入车间，和工人同劳动、同学习，拜工人为师，恭恭敬敬地甘当小学生，学习他们的优良品质和作风。这时，他想得最多的还是接受严格的锻炼和改造，不辜负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期望。
习仲勋生在农村，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对工厂的情况相对比较陌生。这一改变，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习仲勋的生活和工作安排，洛阳矿山机器厂非常慎重。在此之前的十月，厂里接到国务院一机部关于习仲勋来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的通知后，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刘健先专程到北京请示对习仲勋的待遇、生活、安全和工作问题。一机部副部长杨殿魁传达周恩来指示说，习仲勋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属挂职锻炼，中央仍对他寄予希望。并叮咛说，习仲勋带秘书去，住房要宽敞一些，屋内要摆上沙发。当刘健先请示怎样迎接习仲勋时，一机部答复说，习仲勋乘火车到洛阳，洛阳矿山机器厂由一名副厂级领导到车站迎接，书记、厂长不去车站。三十多年后，刘健先和当时的副书记赵祥庆回忆起这一细节时说：“上面这样要求，也许是要体现出习仲勋是犯有‘错误’吧！”
习仲勋住在厂生活区二街坊四号楼二层西户一个三室一厅的单元房里。这是建厂初期专门为苏联专家修建的，铺着木质地板，在当时已是最好的房子。对门住的是刚任代厂长的刘健先。厂里有个回民食堂，就餐人员较少，加了一张桌子供习仲勋和秘书用餐。厂接待科的吴琪敬具体负责和秘书联系，帮助料理其生活。起初的日常服务是由从北京来的公务员承担，后来习仲勋考虑到自己是下放锻炼来的，就主动提出不再配公务员了。
习仲勋一到工厂，厂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赵祥庆就带他到厂部和车间熟悉情况，介绍生产和职工状况。赵祥庆征求习仲勋对工作的安排意见：“你才来，是不是先休息一段，以后可分管设备和安全技术工作，至于参加劳动，每星期可以到车间劳动一天就行了。”习仲勋说：我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一大二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来这里主要是劳动锻炼的，不需要休息，也不承担行政管理工作，但要保证每天至少有半天时间在车间参加劳动。厂里为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他谢绝了，对厂领导说，我的岗位就在车间。“直至一九六六年十月，实在被党委催得无法推脱时，才接受了分管安全技术科和动力生产科的工作，但是仍坚持每天到车间劳动半天。”
厂领导见习仲勋言词真切，态度诚恳，便尊重他的意见，安排他到第二金工车间的电二班参加劳动。这个车间有车、铣、刨、磨、钻、钳、电等多个工种，是一个技术力量较强的生产单位。
习仲勋到车间上班的第一天，车间党支部书记修永章带他到电工组和工人见面。习仲勋笑着对大家说：“我到车间参加劳动，要向各位工人同志学习，拜大家为师，希望多多帮助，不要有什么顾虑。”当车间送给他劳动服时，他说：“服装我就不要了，我穿自己的旧衣服就行了。”车间指定电工班小组长赵发劳和宋福堂师傅带他学习技术，习仲勋诚恳地说：我以前下基层的时间不多，特别是到工厂的机会更少，这次能下放到洛矿这样的现代化大型骨干企业来，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但古人说过“学而不厌”，我有决心向各位工人师傅求教，虚心学习工业知识，学习劳动技术，通过自己的双手为国家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
习仲勋每天总是提前来到车间，按照班组长分派的活路，在工人师傅的指导下，边学习，边实践。他从未把自己当做国家领导人，完全像一位小学生一样渴求知识，神情专注，态度诚恳。有时下班时间过了，他还在专心琢磨技术，放不下手中的活儿。习仲勋“除了参加党委和厂部的一些必要的会议外，没有旷过一天工”。经过一段时间，习仲勋逐步掌握了一些电钳工技术，并能独立地组装部分产品。开始时，赵发劳觉得习仲勋年已五十开外，过去又不常参加体力劳动，就有意给他安排些较为轻松和干净的活儿。习仲勋严肃地说：“赵师傅，你不要这样照顾我，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向工人学习，就是来干活，你要像对待其他同志一样对待我、要求我，你要是有意识照顾我，我可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了。”习仲勋的肺腑之言，使在场的工人深受感动。从此，他们把习仲勋当成一位工友，当成一名普通的老百姓，有话愿意给他说，有事都向他讨教。
每天下午，是习仲勋读书看报的时间。尽管处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他却依然关心着国内外大事，不断学习新知识，开拓科学和文化视野。一旦闲下来的时候，他就到工人家里或职工宿舍串门拉家常。他关心工人的家庭生活，经常帮助有困难的工人解决问题。一次，他问赵发劳：“家里生活咋样？住在哪里？”赵发劳回答说：“家里四口人，住在附近谷水租赁的民房中，生活不十分宽裕。”他关切地说：“今晚去你家看看！”
晚上，习仲勋来到赵发劳家，看到一家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生活艰辛，他心情沉重。当得知还要支付不少房租时，他便拿出一百块钱塞到赵发劳手里，并宽慰他克服困难，这一举动使赵发劳一家顿生感激，心里暖烘烘的。习仲勋走后，赵发劳爱人问道：“这人是谁呀？说话做事这样在理。”当得知他就是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时，她激动得热泪盈眶。
还有一次，习仲勋在厂保卫科同干部聊天，当得知保卫科干部杜道杰家住在洛阳北郊农村的井沟村时，便对杜道杰说：“我到工厂已有一段时间了，工厂的情况、工人的生活知道了一些，但是农村和农民的情况怎么样？我很想到农村去，你能领我到你们家看看，再到附近村庄转转吗？”习仲勋要去农村的心情很急切，不等杜道杰回答，就在一页纸上给秘书范民新留言：“范，我同道杰到他家去了。”写完拉着杜道杰便走。
习仲勋与杜道杰乘公共汽车来到洛阳北郊，徒步登上邙山，走进井沟村。一进杜家门，就受到杜道杰父亲的热情欢迎，他用刚出锅的嫩玉米棒子招待客人。习仲勋吃得很香，说：“很长时间没有吃到这样的好东西了。”他仔细询问了杜家人口、劳力、收入和口粮等情况，又出门到地里看庄稼，在村饲养室了解牲口的喂养情况。村里的群众听说来了一个领导，纷纷出来看习仲勋并把他围了起来。习仲勋态度和蔼，一个一个地询问他们的姓名、家里的人口和生活情况，询问生产队的耕地、水利、农机具设施和收人分配等情况。听着不同的乡音，他时而点头微笑，时而皱眉沉思。这位出身农家的国家领导人，在身处群众之中的时候，完全忘记了自己所处的逆境，心里只装着人民群众的疾苦。在以后的许多年中，他不止一次地说过：“群众生活有困难哪！”
这里的群众谈起那段往事，都激动地说，那时习仲勋虽然是“戴罪”之身，但仍心系万家疾苦。杜道杰回忆说，习仲勋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一年间，结交了不少工人朋友，还时不时地拿出自己的薪金接济一些生活困难的同志，我家就是其中之一。他见我家人口多，生活有困难，经常十元、二十元给我们钱。他怕我不好意思要，还说，这是我借给你的，你啥时候有了再还我也不迟。工人们将他视为良师益友，经常给他送些红枣、核桃、柿子等让他尝鲜。
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天，厂里召开党委扩大会，习仲勋根据掌握的情况在会上发言说，住在谷水南村的工人，没有生活福利，没有补助，这是个大问题。孩子上学看病都和住在厂里宿舍区的工人不一样，住房很小也很黑，有的长时间还吃高价粮，这样怎么行？他还说，突出政治都要落脚到生产上，领导革命化，质量革命化，最后都要落脚到生产上，不这样做便是空架子。他关心工人生活，要求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这本来是反映真实情况，提出正确的意见，但之后却被当成煽动工人闹物质待遇、挑拨党群关系和反对突出政治而受到责难和批判。
习仲勋“同工人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向工人同志学了很多东西”。同时，他以自己的言行教育和影响着身边的群众，特别是青年人。无论是在车间劳动，还是在工余时间聊天，他从不谈个人所受的委屈，也很少涉及自己的历史。但是党的光荣传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先烈艰苦创业、英勇奋斗的不朽业绩，却是他向工人们经常讲述的话题。他常说，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不易呀！有多少人为之流血牺牲。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信党的领导，要用自己的双手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好。习仲勋时常穿一身半旧的中山装，工人身上有多少油，他身上也有多少油。刚开始到工厂时，他的衣服由公务员洗，公务员走后，秘书要帮助他洗衣服，他坚决不让，执意自己动手。在食堂用餐，炊事员做什么，他吃什么，从不提出特殊要求，端上来的饭菜，不论好坏都要吃个干干净净，连桌子上掉的米粒菜屑，也要拣起来吃掉。他常对周围的人说，粮食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换来的，浪费了多可惜呀！
在洛阳矿山机器厂期间，习仲勋除了坚持读书学习外，还保持着两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一是洗澡，一是散步。他和工人一起都在大澡堂里洗澡，一边洗一边拉家常，这样可以更多地听到群众的意见。晚饭后，他经常到离厂不远的南村苹果园散步，和农民聊天，这也是他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一条渠道。
他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泼洒在他身上的污水最终也会除去！因而他坚持每天散步，锻炼身体，随时准备承担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