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立志救贫
（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五年）
杀恶霸地主欧盛钦
南县注磁口是一个有三百户左右的小镇，物产甚富。稻米最多，水产丰盛，家禽家畜产量亦大，还有大量芦苇、野禽等天然副产。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地租高利贷等剥削异常严重，贫富悬殊也特别明显。我常在晚饭后往镇郊农民家闲谈。有姜子清是贫苦农民，谈到当地恶霸地主欧盛钦（他哥哥是赵恒惕督军署的高级少将参议），仗势欺人，强占他多年淤积起来的稻田苇地。姜多次要求帮忙夺回淤地。经调查，不仅此事属实，而且欧还在该地封河禁止网鱼、封苇地禁止砍伐、禁止猎野禽（主要是野鸭）；巧立名目加税收、强占良田房产、放高利贷、强迫买青苗；利用权势收买一部分比较富裕的老移民户，压迫新移民户。欧兼当地的税务局长及堤工局长，滥增百货税收（特别是鱼税），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危害群众比士匪还甚。
某日，我对姜说，应当组织救贫会，人多势众，才能把欧打倒。姜说，口齐心不齐。意思是，谈起欧盛钦人人都恨，做起来个个都怕。我问姜：“你也怕吗？”姜说：“不怕，但只我一个人不行。”我说：“今晚我派几个武装兵，你带路去把欧杀了。”姜高兴极了。我说：“去时都化装，事后不得有任何人泄漏。”
当晚，派了一班长王绍南及魏本荣等三个救贫会员。由姜子清带领，将欧盛钦秘密处决了。向他们交代清楚：只杀欧本人，不得伤及其他人。也出了一张匿名布告，宣布欧的罪状。第二天税收停止，贫民窃议称快，但第三天继续收税。这使我感到，杀一两个人无济于事，不能解决问题。
以后听说，姜要求斩草除根，把欧本人和其妻儿都杀了。此事是真是假，我不清楚。过了几天，队伍即离开该地，经三仙湖，由小火轮送湘阴登岸，向平江进击沈鸿英流窜部队。我连离开注磁口时，居民对部队毫无反应。这是一九二一年秋的事。
六团开到金井（长沙平江县城之间）新市街向平江迫近时，沈鸿英〔18〕部经浏阳、醴陵向广西逃窜。平复后约在十一月底，六团回驻离长沙七十里之潞口畲一带。刚驻不几日，在注磁口处决欧盛钦之事，隔三四月被告发。某日，团长袁植派特务排长徐某来到我处，他说：“袁团长请你去长沙团部。”我说：“好吧！”走约五里，有一班人潜伏着将我逮捕。徐排长说：“这是袁团长奉赵督军命令，不得已来捉你的。听说你杀了欧高级参议的弟弟和全家。”我说：“杀欧盛钦有其事，但未杀全家。”徐说：“这是欧高级参议告发的。”我说：“欧是当地为富不仁的最大恶霸，仗势欺人。”数了欧盛钦一堆罪状。士兵听了表示同情，徐即假说，团长也是不得已的，到督军署后，定会设法营救等。士兵中也有出主意的，说你到督军署不要承认，他没有证据，也可能是土匪杀的，也可能是欧盛钦平日作恶太多，别人报仇杀的。
走了六十里，离长沙还有二十余里，我说休息一下吧！休息时，牵我走的一位青年士兵靠紧我坐着，把捆我双手的绳子偷偷地解松了，又把手重重地在我背上按了两下，示意我逃走。我领会了他的意思。
又走了几里，即要过捞刀河，离长沙只十五里了。想想自己的命只抵偿一个恶霸的命不合算，死在这狗财主之手实在不甘心！决心在过河时逃跑。在渡船上，我叫徐排长说：“大衣口袋里还有几十块钱，你们拿去吧！不要便宜了那些看管监狱的豺狼。”徐排长说：“幸而得救时，仍然退还给你；万一不幸就替你办后事。”我说：“用不着，你们拿走吃一顿，剩下的就分了吧！”在船离岸不远，乘徐来抄钱时，狠狠地给他一撞，他落水了。我一跃上岸，缚在手上的绳子也脱落了，便向东（梨市）飞跑。士兵向天放了几枪，无人追赶。这二十多块钱，成了我的买命钱。谢谢他们，尤其是那位沅江口音的青年士兵，永远忘不了他！
一气跑了二三十里，天也黑了。跑到了*梨市与长沙之间的七里巷，险是脱了。就草地坐着，将身上的湿汗衫脱下，肚饥疲乏，身无半文。躺着休息了一会儿，望着天上的星星在眨眼，口里随意念着：“天地转，日月光，问君往何方？天下之大，岂无容身之处吗？”念头一转，劲就来了。
走啊！走啊！夜半来到易家湾湘江河岸，有薄薄的雾，望见有小船，我念着：茫茫湘江畔，渔翁扁舟有灯光。小姑在补网，老翁收行装。尊声大爷行方便，老翁笑问往何方？我说：“要过江，身上无半文钱。”老翁说：“上船来，送你过江去，不要你的钱！”问了他的姓名，叫罗六十老倌，无子仅一女，年过半百了。老者问：“先生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我说：“我不是先生，是穷人。”他望望我身上，又摇摇头，怀疑我不是穷人。我即详告事因。船抵西岸时，我将汗衫交给他，他无论如何也不要。我跳上岸，将汗衫丢在船上说：他日相逢，留作纪念吧！
上岸后，我向郭得云家飞跑。
一九三○年，红军占领长沙时，我到易家湾还找到了这位年近七十的罗六十老倌，将没收土豪的粮物送给了他一些。他不知道我的名和姓，我觉得他是恩人。
密议救贫会章程
郭得云是我当兵时的第一个老班长，他曾在四十九标（清朝末年新军的标，相当现在的团，当时湖南有四十九标和五十标）当过兵，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当排长。他很有正义感，对军阀战争甚愤恨；对社会上的狗官、军阀、为富不仁的地主恶霸，他都不满意。后弃职回家仍做皮匠。这个人倒有点穷骨气，也有一点文才，赞成组织团体灭财主，实行平产。想到此人许多优点，越想脚就越有力，也走得越快。
东方刚白，到了湘潭城南八总大先桥河边，叫开他的门，郭惊问：“出了什么事呀！夜晚跑来一定有事。”即闩门到楼上一间小黑房里。我将经过告诉了他和他父亲郭三老倌，郭告其父，不要使外人知道。问我：“在哪里吃饭的？”我说：“昨早在潞口畲连部吃早饭的。”郭吐舌说：“近二百里了。”三老倌说：“还有一点凉饭，先吃一点，睡醒后再吃早饭。”郭得云拿着渔网说：“你睡觉，我去湘江打鱼。运气好打条鱼做早饭菜。”我就在楼上小房里稻草上睡着了。醒时，红日当空，已八九时了，三老倌端着饭和洗脸水，郭得云拿着一大碗鱼上楼来了。饭后郭问：“谁会到这来找你呢？”我说：“他们知道我跑脱了，张荣生和李灿过两天可能来，别人不知道这里。”郭对他父亲说：“张是个小个，做裁缝出身的，李是高个，学生出身。他俩来即告彭在此，其他任何人来问，答不知道。”三老倌点头，说：“我认识他俩，来过一次。”
郭问我：“你想去哪里？”我答：“想去广东。”郭说：“人生地不熟，不如就在湖南。时局会变的。”我说：“现在身无半文，吃饭也成问题。”郭说：“我去军政机关打听，看有什么消息，也许下午才能回来，你们先吃午饭不要等我。”我把秋大衣交给他，请他带去典当，买几升米回来。郭说：“不急，暂时可维持。今年有手艺做，每天可得三四升米钱。今年还特别，江里鱼也上滩，早晚可搞一两斤，能买两三升米。不过，你如去广东，路费就没有办法想。”他问：“现在你当连长，总可寄点钱回家吧！”我说：“是代连长。给祖母、父亲每月各寄二元，弟弟也大了，让他自立，他们艰苦些，将来好杀财主。”郭笑：“我也艰苦了大半辈子，还未杀到一个财主。”他问：“救贫会情形怎样？”我说：“发展了几个。”我问：“你发展得怎样？”他说：“有一个对象还未正式谈，只同他讲了要救穷人，没有团体不行。过几天，你可去他家住。在乡下比较安静，同他谈谈看。”他问我，同救贫会的人通信吗？他有办法替我送去。郭下午四时许回来说，驻军、县署都没有我的消息。一连三天都是如此。
一天晚上，郭对我说，今晚搬到乡间去住。大概十时左右，我随郭到城外一个菜园内。有两间茅房，是他的外甥李桂生（有十六七岁）家。李母眼睛瞎了，人很和气，也清洁，一看就知道是郭得云的姊妹。第二天，郭送来《水浒》、《三国演义》、《资治通鉴》、报纸等，并说以后每天报纸由他送来，或桂生上街卖菜时带回来。
第四天，李灿从长沙搭早班轮来了。他一进门就说，知道你在这里。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杀恶霸事，督军署下了一道通缉令，文官衙门照转了，第二师司令部（李灿是该司令部文书）只批存案，根本未转。”我们商谈了行止，我说：“我回家种田去。”他说：“暂时不宜回家，还是谨慎点的好。”我说：“不然就去广东。”他说：“找谁呢？”我说：“找鲁广厚。”他说：“回师部我即可写信，将你的情况告鲁，如他能设法找工作，要他回信。”李灿要我到他家去住，宜章离韶关近，与鲁也易联络。李告我，周磐给你寄来二十元。他自身也带来十余元，这样，路费就勉强够用了。
李灿搭午班轮回长沙，走时说，过几天约张荣生、黄公略同来再商量，但先要和鲁广厚联系。
又过了十来天，郭得云带引李灿、张荣生和黄公略来到我处。李桂生在街上买了猪肉、鱼和一瓶米酒，准备午饭。郭、李、黄、张、我五人谈到救贫会章程，将平日交谈成熟的意见归纳为四条：1．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2．灭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3．发展实业，救济贫民；4．实行士兵自治，反对笞责、体罚和克扣军饷，实行财政公开。
讨论这几条基本内容时，是很热烈的。特别是当李灿提出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时，爱国情绪很高的黄石（公略），高兴得跳起来，说：“这就是救国救民的纲领！”推举郭得云对这四条原则加以研究，拟成条文。大家决定，这就是救贫会章程。准备在另一次救贫会全体会员会议上正式通过，作为正式会章。并决定根据这次会议的四条原则，在救贫会员中秘密地作解说，讨论和征求意见。由张荣生回队传达。
现在看来，这几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但也是不完全的。救贫会是属于在共产党影响下，军队中士兵自发组织的团体。开始时，只有李灿、张荣生、王绍南、席洪全、祝昌松、魏本荣和我七人。黄公略是这次加入的。这次开会的成员，两个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两个是手工业工人，一个是贫农，都没有看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讨论后，李桂生买回了鱼、肉、酒，他母子和我们共七人，大吃了一餐分别饭。午饭后，黄、李、张搭轮回长沙去了。这时大约是十二月下旬。
这时我已满二十三岁，青年已过，进入成年了。
去广东找朋友
鲁广厚是我在民国七年――八年时所交往的那批知识分子朋友之一。他是鲁涤平的本家，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冬进韶关讲武堂，民国九年春（一九二○年）毕业回湘当排长。在岳阳练兵时和我同连，常以不得志自居，有些狂士味，月薪不够用。李灿妻兄肖文铎是鲁涤平的参谋长。鲁广厚常有信致肖和鲁，同李灿亦有来往。李灿是宜章县人，小地主家庭（四五十亩田），要我去他家住，离韶关亦近。李灿要鲁广厚回信至宜章东门外泰昌合粮行。我们商妥，但不告诉郭得云，因他家贫好义，实在不想再烦扰他了。我也写了信给鲁广厚，告以自己处境和到粤意图。
在李灿、黄公略、张荣生走后，我在李桂生家又住了约一星期，缝制了单衣服等。过数天，搬到我姑母家。搭小火轮至衡阳，徒步经郴州到宜章，住东门外李灿家叔开设的泰昌合粮行。时值腊月三十日，李灿已有信给粮行为我做了准备。
正月初一，在粮行住了一天，初二日我随驮盐的马班去韶关。当天到乐昌，第二天到韶关，第三天到花县。鲁住东门外，鲁对我谈到他的生活近况和他所组织的军队，说，许司令（可能是许崇智〔19〕）成立独立营暂托他管，将来可能要扩大。这是许司令为孙总裁准备的，命他暂兼营长。现在一、二、三连准备已全，第四连还在搭架子，人枪还只一半，请我任四连连长职。鲁广交游，善辞令，每日来宾约会，晨夕不绝，开支亦大，营长月薪不过百二三十元，决难如此应酬。
在花县住到元宵节。花县元宵节很热闹，那里的妇女不裹脚，耕田种地，砍柴挑粪，推车抬轿，多是女人，很少男人做这些重活。勤务兵说，湖南这些活是男人干，广东相反。在这里，对女人放脚是解放妇女参加劳动的关键，增加了认识。
旧历正月二十号左右，到增城东南约二十里之乡村――独立营营部驻地，第四连是零碎收编来的，人约四十，旧枪三十支，准备买新枪换装。这里离惠州有两天行程，副营长罗××说，陈炯明〔20〕部态度还好，前面十余里就有他的部队，日常来往无甚隔阂。营、连军官不少是鲁营长的同学、同事、同乡。
到职约半月，某日拂晓，遭陈炯明某部突然袭击，一部被缴械，一部逃散，损失大半。在增城集合残部后，鲁广厚赶到，说，这次损失是他的大意，过于相信朋友和同学关系，他们大鱼吃小鱼，毫不讲信义。我说：“我这个朋友也没有帮好忙。”鲁说，这完全不能怪你，四连刚成立，新兵枪支破旧。副营长插话说，还剩了二十余人枪。他连自己换洗衣服都没有了，其余行李全丢。鲁说：“等两天把情况弄清楚再说。”
过了两三天，他约我同去惠州。说：一、二连武器是买来的新枪。叫他们把枪退还给我！到惠州，见到他妻子，穿戴甚讲究，像个贵夫人，住在朋友家，佣人不少，大概是个什么团、旅长公馆。来访者多系中级军官，称哥道弟，满口江湖话。看来，鲁和这些人似是哥老会。他开支甚大，这些钱从何而来，是否同商团〔21〕或外人有勾结？不明底细，我最好敬而远之。
数日后和鲁回广州，鲁营准备缩编为连，副营长改任连长。我决心离去，但又无别处可投，决定回家种田，在家乡去做些农民工作。我向鲁正式提出辞职返湘归田，鲁说：“不必急，等些时，还是可以想办法的。湘境很严，路上也不好走。”我说：“决心回湘不再麻烦你了。”他说：“如果一定要走，又怎样走法？经韶关入湘，检查甚严。”我说：“检查倒不要紧，不过我想搭轮经上海、汉口回湘，可以见见世面。”我坚决表示回湘，鲁也不再留。鲁对副官说，买英轮船票直达上海转汉口，不受检查，免得麻烦。另送二百毫（二十元）路费。我说：“谢谢你。”鲁说：“不要谢，就算是你这月薪金。”
大概是旧历二月下旬（公历记不起），从广州起程，途中遭大风，在厦门停泊三天。在上海因无钱未停留，只好在码头上走了一会儿。买了票转轮到汉口，渡长江刚赶上徐家棚煤车。煤车平日不搭客，我又没钱买票，听列车员口音是同乡，就向他说明自己的困难情况，请他帮忙，尽我所有给了一点茶钱。他和车站打了招呼，说是他的朋友去长沙，这样，我就搭上煤车。他要我爬到中间一节敞厢，沿途无人过问。
到了长沙，到湘雅医院找姑母，她在那里做女工。向她借了五元钱，花了一元多钱买了一身单衣，洗了身上的煤泥。
翌日搭轮到湘潭郭得云家，才知道他已于半月前害病死去了！听他父亲三老倌和李桂生先后谈病情，是害伤寒病，病中发高烧神志不清。年近八十、忠厚待人的三老倌，忧愁满面，身体已大不如前，奄奄一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孙子（即后来成为叛徒的郭炳生）已弃读学皮匠去了。孤苦饥迫，难以为生。我除安慰外，问他郭得云有无遗言。三老倌说：“救贫会章程未写他就病了，他自知将死，说把小孩托彭照管，外无他言。”
这时，得知袁植、周磐率第六团团部和第一营驻湘潭城，离郭家不远。写信给王绍南、张荣生，他们不久即来。我谈了去粤的情况，说明自己决心回家种田，在本乡做些农民工作。张说：“也可就近照顾救贫会工作。”他们谈到欧高参因贪污被撤职查办。黄公略仍在二营八连当排长，驻湘乡，离我老家仅三十里。第三营驻衡山，第一营及直属队驻本县城，李灿仍在二师师部。
张说：“你去年十月、十一月份的薪金，除预支外还有三十元，已发到连，司务长魏世雄在问怎样处理，我去拿来给你吧！”我说：“好！替三老倌买一担米和一月油盐煤，寄五元钱给长沙湘雅医院姑母，还清昨天的借款。”王绍南说：“再买两斤肉来，我们三人和郭老倌及他的小孙子一块吃晚饭。”还剩十多元钱，我就带回家了。还谈了救贫会情况，他们都同意第一次会议的四条原则，希望写成正式章程，更具体些。他们希望我回部队。张说：“看看袁植、周磐对你的态度究竟怎样再说。”他们都驻在湘潭，因此表示以后郭老倌的生活由他们照管，要我不必管了。我说那好吧！第二天即回家种田去了。
当兵六年的感想
上述这段时间是人类历史极度动荡和新旧交替的伟大时代：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二十三年，在中国经过戊戌变法，改良主义失败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政府逃往西安，人民组织义和团进行抵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称帝；列强瓜分小国，继以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各派军阀割帅据称雄，连年不断地进行军阀战争，一夕数惊，不可终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社会迅速破产，不少自耕农失去土地和生活依据，投军阀部队当炮灰，我也是其中之一；伟大的“五四”运动和共产党的诞生，为人民带来了希进；帝国主义大战导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鼓舞了一切被压迫人民，这一切无不是压迫与反抗，进步与倒退的阶级斗争，而进步总足战胜倒退，战胜反动。
我从出生到一九二一年已满二十三周岁，经过极端贫苦的生活，由牧童、童工、堤工到当兵，体会了工农兵一些实际生活，建立了一些朴素的阶级感情。入伍当兵后，接受了辛亥革命前辈军人的一些传说。保定青年军官来部队充当见习官、排长、连长，他们来时朝气蓬勃，讲解鸦片战争以后的国耻，编写不少军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时他们也讲得痛哭流涕。他们随着地位的提高，逐步贪污腐化，什么爱国、爱民完全置于脑后，如何升官发财，却成为他们一切闲谈的话题。可是他们的腐朽反动，阻碍不了历史向前发展，历史总是后浪推前浪，后人超前人，继续不已地前进着。
我在这段时间，也交了一些来营当兵的知识青年（主要是中学生），他们来时也是满口爱国主义，如何发奋图强，廉洁奉公，逐渐发现他们多数是带着升官图来当兵的。我交了二十个左右的知识青年朋友，最后剩了黄公略、李灿。他俩加入了光荣的共产党，当了红军三军军长和八军军长，为中国人民事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我也交了一些士兵朋友，他们是贫苦农民和失业的手艺工人，老实纯真，容易接受打富济贫，灭财主、灭洋人的思想。到一九二一年有十人左右加入救贫会，有的在北伐战争中牺牲了，有的以后加入了共产党，在红军中牺牲了。这批人没有一个叛变的。
我出生于人类历史飞跃的时代，而落后于这个伟大时代。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我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不懂得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不懂得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不懂得革命是组织人民群众自觉的行动。我在当兵时是一种打抱不平的英雄主义思想，杀欧盛钦是这种思想的突出表现。救贫会章程的四条原则，是当兵六年的思想总结，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也是非常惭愧的，对灭财主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关系是模糊的。我在当时还不懂得地租、高利贷和资本剥削在性质上的相同和区别。至于耕者有其田，孙中山一九○五年在檀香山同盟会就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以后又提出实行“耕者有其田”。四条原则对灭洋人和打倒帝国主义的关系也是相当混乱的。灭洋人含有排外思想，和一九○○年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类似。“发展实业，救济贫民”这个口号，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有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提出过，当时（一九一八年）营长袁植就有“寓兵于工”的思想。四条中没有提到拥护孙中山总统临时约法，没有提出反对军阀割据，实行民权主义，统一中国。这些是当时的中心问题。只有实行民主，统一中国，才能抵抗外国侵略，才有可能发展实业，否则是废话。
回家种地
回到家里时，邻友正在泡稻谷种和排红薯种，按当地农作物季节，是在清明三月中旬下种（公历哪月记不起了）。当时家庭情况：早年母死后欠债累累，除留有两三分地种菜外，余均抵押。我回家时，抵押之地已赎回及半，若全部赎回还需二百元还债。二弟金华学徒（捻棕绳）已出师，三弟荣华年约十六岁，可算半个劳动力了。家中还有多病的父亲，八旬的祖母。我把杀恶霸被通缉的事情告诉了父亲和五叔，乡间完全未闻有此事。五叔说：“你不要说，那些恶霸知道了，他们又会兴风作浪。”我父亲说：“也不要告诉你弟弟，他们年轻嘴不稳。”我说：“不外出了，准备在家种地。”五叔和父亲都说好。我五叔又说又笑，高兴地说：“这下算是苦出来了。”我和弟弟等商量立即开荒种红薯，解决秋后吃饭问题。
我同父亲说，要把那些财主杀光，穷人才会出头。父亲说：“你表兄周云和要赶汤督军，被捕枪毙了，他妻子小产了，母亲气死了，你的五舅成了孤人，住在九坛冲大山中，你这回要是被逮捕了，还不是同云和一样。”我说：“明天去看他。”父亲说：“那好，就便把红薯种挑回。”
第二天，越过几座大山到了舅父家，时已中午，边谈边吃红薯饭，谈他儿怎样被捕和枪毙的。我说，为什么要枪毙他呢？舅说：“在长沙和湘潭组织反汤机关，被破坏了，他和两个朋友逃回家来。”我说：“他逃回家做些什么事呢？”舅说：“他对老百姓讲，汤芗铭在湖南杀了几十万革命党，汤是袁世凯一伙的卖国贼。打倒汤芗铭，不完粮、不纳税、不送租，民众高兴，士绅不高兴。被人秘密告发，被捕后枪毙的。”
当晚宿他家，谈至深夜，我要他到我家去住。他说：“现在身体还好，山中柴水方便，开了几亩荒地，除交租外，一个人也够吃，再过几年不能劳动时到你家住。你家现在还穷，慢慢会翻过身来。”我说：“要杀财主种田不交租，才能翻身。”他点头说：“云和也是这样说的。”早饭后，装满了两箩筐红薯，约有百斤，给了他一元。他说：“不要这多钱，五担红薯换一担稻谷，稻谷一担两元五角，一担红薯只值五角大洋。”他没有钱找，我说：“不用找，留你用吧！”他流着眼泪望着我走。我也回头望他数次，他仍然站在坡上望着。我这位舅父，从不占别人分文便宜的，是一个极端忠厚的人。
回家已过午，三弟准备好了开荒的锄头，兄弟俩边开荒边谈家境。他说，哥在湖区挑堤的那几年，家里真难过，全靠祖母讨米过活。
我在家劳动生产四个月，和弟弟及个别邻友也谈了一些打富济贫、耕者有其田、俄国共产、中国有了共产党、长沙立起了劳工组合、女人要放脚等。
端阳节前，驻在湘潭的六团军需正胡子茂（民国五年，我入伍时的老连长）来信说，袁团长知道我回了家，他要办工厂，要我替他雇请几名织毛巾袜子、织布缝衣等的技工来厂当师傅。我也想去长沙打听一下劳工组合的情形。到长沙未找到劳工组合门径，遂到湘潭替他找了几名技工，到胡子茂处交代清楚。胡说：“团长有意要你帮他办工厂。”我说：“个内行，还是回家种地。”我当天晚上就走回家了。
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22〕
一九二二年六月下旬或七月初，黄公略、李灿等先后来信，相约去投考湖南军官讲武堂。告我六团团长袁植，团附周磐亦要公略转达此意。黄、李替我办理一切入校手续，并照我在郭家所说替我改名为彭德怀（原名彭得华）。在团部安置一少尉（排长）候差，以解决日常费用（后改为原一连中尉），以薪金三分之一给连上其他两排长。讲武堂定于八月考试人学。当时我还有些犹豫，因文化低，不一定能考取，在家种地觉得也好，大概一星期没有回黄、李的信。张荣生以请假回家为名来我家，说：“救贫会员和连上兄弟都希望你去讲武堂学习，以后好回连上来。要实行灭财主和洋人，还是要搞军队，李灿和其他救贫会员都是这样看的。他们推我前来，催你前往。”我说：“好吧。去试试，考不取再回家中来种地。”张荣生听了很高兴，天明就回家去了（离我家十余里）。
八月去长沙考试很顺利，考取后即可入校住宿。每月伙食费五元，八人一席，五菜一汤吃得很好，不要其他任何开支。八九月之际搬进学校，比其他学员到得早些。现在，审委（注：即专案组。）追问我几件事：
（一）讲武堂开学是十一月，你八、九、十、十一月共四个月做什么去了？答：我的文化很低，要能听懂军事课程中的地形、筑城、兵器等，需要有初中程度的自然科学知识。我八月初住进学校，开始自习文化做准备。入校后即没有外出住宿过，一直到一九二三年八月初毕业出校时为止。
（二）入校前经过湘潭六团团部去见过袁团长吗？答：我到团部军需正胡子茂处，准备去看看团长袁植。胡说：不必去，团长有事，以后再去见。听说袁讨了小老婆，我最不喜欢听到别人讨小老婆和吸鸦片烟，我就没有去了。到长沙讲武堂时，某星期天袁来电话，我去他在长沙的公馆一次。
（三）袁团长为什么那样关心你？答：不知道。推测有这样的情形：一九一八年春二三月，在衡阳渡过湘江时，我奉命为后卫。全军退过右岸时，袁（营长）还在该地，他问我都过江了吗？我说，我是走最后的。话刚完，发现敌一部已经迂回到我和袁站处侧后千米。我说：赶快沿河走，我在这里掩护（约一班多人）。待他脱离危险，我才撤退的，敌也未猛追。会合时，他说，今天好危险，几乎做了俘虏，没有注意侧后。再在向张敬尧部进攻时，在宝庆战斗中，因选择攻击点不适当，钻入敌人火力集中点，我率一个排（连长周磐）向另一点进行佯攻，转移敌人火力，袁植负轻伤得救，这两次他可能有感激之心。此外，驻烷溪圩时，他兼语文教官，我有两次作文，听公略说袁是满意的，打了百分，而且送给刘●（团长）看了。一篇题《爱惜光阴》。内容现记得有：“大禹圣人爱惜寸阴，陶侃贤人尤惜分阴，况吾辈军人乎！欲为国负重任者也，岂不勉哉……”等，不满三百字。一篇题《论立志》。内容大意：“志不立，吾人无可成之事，国亡家亡，灭种随之。覆巢之下，岂容完卵？弱肉强吞，莫此为甚。吾人生逢斯时，视若无睹，何异禽兽为伍。……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飘荡奔逸，何所底乎？……”亦不满三百字。当时，不懂标点符号，也不懂作文格式，什么叫论，什么叫说，到现在也还不懂。袁当时有一点爱国心，我也流露过，在这一点上，也可以叫做气味相投吧！此外，他也是为了培养私人工具。以上是我的推测。
进讲武堂后，我编在第一教授班，黄公略到校比我晚些，编在第四教授班。相距不远，每天都见到面。
讲武堂学员是少尉到少校现役军官（即营连排长），有一些人考取后，因为有钱，住在旅馆里玩，到十月才进校。开学时间一再推迟，后改为先开课后开学，大概是十一月才正式开学的。课程有：四大教程即战术、地形、筑城、兵器；小教程即操典、野外条令、射击教范、内务条令，外加军制学和马术，还有山野炮战术和实习。这些东西，实在无味，但考试严格，不用功还不行。还有什么精神讲话，也讲些时事，讲国耻，这里面有许多唯心主义的东西。学习原定半年，后因教材量过大――是按保定军官学校三年制教材编写的，故一再延长到近一年。可能是次年八月间毕业的。
湘军的矛盾和救贫会的活动
毕业后，我即回六团一连任连长。
十月左右，二师师长鲁涤平在姜畲（湘潭和湘乡之间）召集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反对赵恒惕，准备去广东投靠孙中山。团长袁植态度暧昧，会后回团部（离姜畲五里）途中，被鲁涤平伏兵杀死。
一马弁逃脱，回到湘潭报信。周磐立即电告我情况，并商对策。我说，现湘潭只驻一营兵并团直属队不过千人，须立即出发，到市西郊十里外靠山集合，以防万一。周同意。
不到两小时集合完毕，议了一会儿无办法，推我去姜畲师部了解情况。我说，团附应向全体官兵讲清情况，并征求我去当代表是否适当。周照办了。我立即约王绍南、张荣生、席洪全等人集会，说，如我明午回不来，就有可能被扣押，如遇到别军来进攻时，决不能缴械投降，可采取自由行动，实行打富济贫的主张，散发财物，救济穷人。愿跟随者越多越好，不愿来者绝不要勉强。这一计划可在会员中分别秘密传达，在士兵中秘密流传，军官中一句不谈。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张荣生说，你去危险不大，尽可能早回。周磐说，为争取时间，在团部骑匹马去。我说好。
不到两小时，即到姜畲，正在替袁植开追悼会，鲁涤平亲笔写了讥辱式的挽联：“生为我官、死为我殡、同僚十载、英雄流热血；……”（下联记不起了）欲盖弥彰，谁不知袁植是他派人杀了的。鲁涤平接见了我，说什么袁君不幸，是全军的损失等。我说明来意：因当时不明情况，部队已离湘潭，请示办法。鲁说，立即出发，经衡山、永州入桂转粤。
我拂晓回到团部集合地，他们在集体露营。我说明情况：师直属队很恐慌，即将南开。此地危险不大，但我们不宜久留，应开湘乡、永丰靠近二、三营。团军需正胡子茂说：“现在关系已断，无处领款，怎办？”他们正在为难之际，我说：“向湘潭商会借三万元，榷运（官盐局）做抵，以后向省财政厅转账。”胡说：“袁团长办的小工厂约值千元，一部分是他自己投资，一部分是公款，怎办？”周说：“由你去处理吧。”袁有寓兵于工思想，过去谈过，我赞成。办小工厂是试验的。袁家不富，靠母亲纺织生活、念书、考保定。在当时有爱国思想，且有一定才能。
袁死后不久，军需正胡子茂辞职回家仍做茶叶生意；周磐代理团长，不久以后任正式团长。周磐家也不富，其父亲是篾工，在当时也有些爱国思想，但不及袁强烈，在紧急时无决断。袁、周对我都有一定信任，也可能是利用。
其后，大概是十一月，部队开驻湘乡之永丰、杨家滩地区，我率一连驻湘乡毂水（现在的涟源县）。第一营扩编为第一、二两营（我任第一连连长），收得谢国光某部，即杨超凡部，改编为六团三营。当时第一营营长是刘道经，北方人，保定二期生，旅长唐希汴。
鲁涤平率二师主力和谢国光、吴剑学两个独立旅入粤后，湘西刘叙彝部（约万人）乘机扩大地盘，占辰溪、洪江、新化、溆浦一带，独霸贵州省鸦片出口过境税，引起贺耀祖、宋鹤庚等不满，发生驱刘战争（实际是争夺鸦片过境税）。自一九二四年二月左右至三月底、四月初结束。
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刘营长请假归家省亲，我代理营长。六团由洪江经宝庆（邵阳）、湘乡回驻湘潭。
一九二四年四月下旬开到长沙靖港待命。后经衡阳、永州、全州向桂林迫近，解陆荣廷及其所部（他部下沈鸿英部叛变）之围。陆在当时是拥护孙中山的，在湖南屡受北洋军阀压迫时，陆是支援湖南的。
大概七月，正值盛暑，刘道经营长回营了，不久，又因事请假回家，我再代理营长。八月下旬或九月初，回驻湘阴、长沙线休整。
一九二五年一二月间，六团开赴湘西北之慈利一带，协助贺耀祖〔23〕师等收复澧县、石门、慈利。
四月，开桃源之漆家河一带，防贵军袁祖铭部犯湘西北。约六七月间开安乡，一营驻县城，后驻武圣宫、嘛嚎口一带休整。
一九二五年，湘省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剧烈，但在反苏、反共、防赤化上，他们是共同的。我这一年的工作重点放在团结本营，进一步巩固第一连，谨慎地开展二、三、四连工作。希望在一九二五年每连能够做到有三五个救贫会会员，并注意在士兵中讨论时事。会员提议我多做些军官工作，对团也要多加联系，工作要突出而不要孤立；各连士兵工作由他们去多做些，上下配合，收效可能大些。我觉得他们的意见很好。
在讨论时事资料中，介绍并讲解以下一些内容：苏俄对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现在又帮助广东孙中山；列强在大战中，日本代替德国在华利益；巴黎和会对中国无益而有害；欧美商品和日货充满市场，这就是经济侵略；在政治文化上也在加紧侵略，企图瓜分中国。有些人不说这些帝国主义坏，反说苏俄坏，这就是颠倒是非；还有些人说共产党这不好那不好，事实，共产党才出生三四年，它没有割地赔款，也没有与外国订立不平等条约，更没有出卖中国民众的任何利益，它一出生就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净是做的好事，反而说它不好，这有什么道理。鸦片战争以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二十一条，不去骂这些卖国贼，卖国政府，反而去骂共产党，这究竟有什么道理？一个人究竟站在哪一方面，如不加思考，随声附和，就可能站在卖国贼方面去了。还有人说，“赤化就是不好。”赤化就是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反对讨小老婆，实行男女平等，反对吸鸦片烟，这些到底有哪些不好呢？我们说，应当大赤化一下，化掉这些腐朽的东西，很有好处。
这些简单道理（在那时像我这样落后的人，也只能提些具体事实做教材），经过反复讨论后，在一营中，那些反动谬论就大大减少了，甚至听不到了。可见反帝爱国主义教育，在当时旧式军队中是迫切需要的。
一九二六年五月间，广东北伐军〔24〕开始入湘境时，刘道经请假未归，后辞职了，我即任第一营营长。直至一九二七年十月当团长（正式去团部就职是农历年关前），经过两次代理和正式任营长，为时在两年半；不算代理，只有一年半。
几次回家情况
审委多次询问回家次数，和问了我家的瓦房情况。
我当兵后，回家共四次。前三次在上面历史叙述中已写过。第四次是因为一九二五年春父死时，我不在家，约三四月间，黄公略大病，在长沙就医，后转天花，不仅脸麻，且满身脓疮，我去长沙看他，见他病势极危，帮他另请大夫医治，我就便第四次回家。
当年家乡旱灾异常严重，地主囤粮居奇，贫者求籴无门，邻友饥饿情况甚惨。我强迫地主高价卖出十来担谷，费近百元，无偿分给我乡（现在的乌石大队）贫民户。地主陈满钻子背后大肆侮辱：“穷崽子，自己一个田角也没有，还要打肿脸充胖子。”这事对我教育很大，使我灭地主、平地产之心更切。
带回六百数十元（内有周磐送的丧礼二百元），除给公略医病和买谷救济贫穷乡亲，所余四百元交给了弟弟。
一九二七年秋冬，我团经委会瞒着我，给我二弟四百元，连前款，他们即建起现在这所瓦房，一共十二间。
注 释
〔18〕沈鸿英，旧 桂 系 军阀。二十年代初流窜于湘、赣、粤、桂四省。
〔19〕许崇智，一九一七年夏随孙中山南下护法，任大元帅府参军长。年底援闽粤军成立，许为第二支队司令。
〔20〕陈炯明，当时是孙中山任命的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后来叛变革命。一九二五年，广东的革命军队两次东征，将陈部击溃。
〔21〕商团，是旧中国某些商会在城市中组织的式装。商团按军队编制，以团为最大建制。它常与当地军警勾结，镇压职工和各种革命运动，维护商会利益。
〔22〕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是湖南军阀赵恒惕于一九一七年在原来陆军小学的基础上兴办的军官学校。一九二六年，该校随着赵的下台而停办。
〔24〕广东北伐军，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从广东出发讨伐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