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为科学研究事业奠基（一）
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以非凡的气魄和远见卓识，作出了中国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重大决策。
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出现了这样3个人：李四光、钱三强两位科学家和当时的地质部副部长刘杰。
出席会议的所有领导人，这天都成为最热心的听众。
中国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向中央领导人含笑示意后，就开始对原子武器的原理作了讲解。前一天，周恩来已经叮嘱过，要钱三强讲得详细一些，通俗一些。今天，周恩来又坐到了钱三强的旁边。重要的地方，他就要钱三强讲得仔细一点：“三强，你再举个例子。”在坐的人听得都很专心。毛泽东坐在钱三强的对面。聂荣臻在长条桌另一边静静地听着。
李四光让操作人员给大家演示盖革计数器探测铀矿石。当仪器在铀矿石旁发出“嘎嘎”的响声时，气氛立即活跃起来，大家都笑了。毛泽东拿着点燃的香烟，站起来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
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①毛泽东说的“这件事”，就是指原子弹。毛泽东沉着坚定而又十分自信的语言，给了聂荣臻极深的印象。他像战争年代信赖毛泽东的每一个战略决策一样，深信中国一定能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
从这一天起，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开始了艰巨而又伟大的历程。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这年7月，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中央在成立原于能三人小组的通知中指出：今后凡有关原子能事业，除中央指定的三人小组向中央负责对原子能工作进行指导外，其具体业务由以薄一波为主任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管理。
1956年3月，彭德怀在第二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中国要搞核子武器和导弹。②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当原子弹刚刚在人们的头脑里孕育蓝图的时候，研制导弹的要求不久也提出来了。1955年10月，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障碍，飘洋过海从美国回国。在中国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历史赋予了他庄严的使命。
1955年12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专业教授会教授任新民等，向中央军委写信，提出了在中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①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被正式提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上了。
①《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第14页。
②《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27页。
①《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28页。
1955年冬，陈赓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设宴招待钱学森，得到中国可以进行导弹武器研究的结论后，他就为此事积极奔走。1956年元旦，叶剑英请陈赓、钱学森等到家里吃饭，席间又说起中国自行研制导弹的问题。大家谈得很投机。临了，陈凑提议，立即去找周恩来拍板。于是，他们三人驱车直奔三座门。周恩来当时在三座门参加舞会，陈赓把正在兴头上的周恩来找出来，让钱学森给他介绍情况。叶剑英、陈赓说明来意后，周恩来很重视，对钱学森说：“你们写个报告吧！”这就是钱学森意见书的由来，也是中国导弹研究开端的重要步骤之一。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②这份意见书，进一步引起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高度重视，多次开会研究。
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航委），由聂荣臻任主任。4月13日，国防部通知，航委正式成立，除聂荣臻外，黄克诚、赵尔陆为副主任；钱学森、安东（兼秘书长）、刘亚楼、王诤、李强、钱志道、王士光为委员。
聂荣臻受命领导科技工作和研制“两弹”的任务以后，经反复考虑，他认为首先是要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这是科学研究方面奠基性的工作，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报告。他在这份报告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陆、海、空军都已经逐步采用各种导弹作为制式装备，并且还在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英、法等国也在大力进行各种导弹的研制工作。由于喷气技术、流体力学、电子计算机等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可以看出，各种导弹作为军队武器装备有很广阔的前景。为适应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需要，必须立即开始导弹的研制与培养干部的工作。要以最大的速度在几年内解决一种或一种以上导弹的研制问题。为此，建议在航委下面设立导弹管理局，统一管理导弹的研制工作；建立导弹研究院，以钱学森为院长，尽快开展导弹研制工作；建立自动控制、无线电定位等研究所，加速建立电子元器件研究所。
接到这个报告后，中央军委5月26日上午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彭德怀、钱志道、赵尔陆、李强等，讨论进行得很热烈。周恩来在会议过程中，作了以下重要指示：1.导弹的研究方针是先突破一点，不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2.研究导弹所需要的专家和行政干部，同意从工业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军队中抽调，由宋任穷组织一个小组，负责联系人才和收集技术资料，要说服更多的人，为研制导弹努力。军队更要起模范作用，要人要钱，首先拿出来。3.同意组建导弹管理局，由钟夫翔任局长；同意钱学森为导弹研究院院长；局、院的副职干部由总政治部、总干部管理部配备；调人、组建机构等，由聂荣臻主持，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解决。4.电子技术方面，可以先从培养人才开始，在西安设立军事通信学院。
会议讨论通过了聂荣臻的方案，周恩来和中央军委还指定聂荣臻负责落②《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29页。
实。导弹事业的壮丽前景，使他深受鼓舞，立即着手紧张的工作。
5月26日下午，聂荣臻就找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以及安东、薛子正开会，研究逐项落实措施。这3个人也是周恩来在会上指定帮助聂荣臻解决机构设置、抽调人员、研究机关用房等具体问题的。聂荣臻要安东尽快去找总后勤部、空军、北京军区的领导人商量，为导弹研究院寻找院址，以便开展工作。聂荣臻对安东说，要向有关领导人详细说明导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中央和军委领导的决心，请各单位发扬风格，把可能提供的房子让出来。
几天以后，安东汇报说，各单位领导听说要搞导弹研究，都很支持。经过协商，解放军一二四疗养院、北京军区一○六疗养院、北京空军四六六医院可以拨出来供国防部五院（即导弹研究院）用。聂荣臻听了很高兴。这样，导弹研究院在北京西郊黄带子坟找到了第一处院址。这里虽然荒凉，但经过开拓者们的努力，现在已成为重要的航天事业研究基地之一。
5月29日，聂荣臻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虚、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一机部部长黄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国务院各部委领导33人开会，商量为导弹研究院选调科技骨干的问题。
会议在三座门召开。聂荣臻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特别精神，显得十分高兴。
这天的会本来是由周恩来主持的，因为他临时有事，便委托聂荣臻召集。
聂荣臻首先讲了一下中国发展以“两弹”为主的尖端武器计划。这些话，他用的时间很短。他要做的主要文章，在下面的话里：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国际上的技术援助还没有落实，但中央下了决心要搞，当前急需的是各类人才，请在座各位大力支援，鼎力相助。
聂荣臻讲完以后，会场上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沉默。这也给大家提供了思考的时间，人们可以在心里翻翻自己的家底。
会场上的沉默，被陈赓大将的发言打破了。他站起来明确表示，搞导弹需要集中全国的有关技术力量，才有可能进行下去。为此，哈军工将抽出6名教授支援航委。陈赓的表态，使聂荣臻非常满意，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陈赓是个性格开朗、胸怀坦荡、原则性强，在处理行政事务上非常干练的人。
陈赓表示了鲜明的态度之后，会议室里又出现了一阵沉默。后来，有人说：“搞尖端武器是重要，可是，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太少。每年只给我们几个大学生。我们恨不得拿他们一个当三个用。老科学家是我们的老母鸡，大学生是新来的母鸡，我还指望他们给我下蛋呢！”会场上发出一阵笑声。
聂荣臻听了这活有些不高兴，认为这是缺乏全局观念的表现，但他没有批评。
因为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各个部门都感到科技力量不够，谁也不愿主动把自己的科学家让出来，各单位把专业人才牢牢抓在手里，不敢有须臾放松。对此他是理解的。陈赓第二次站起来了，他对聂荣臻说：“聂总，选调专业技术干部，我院准备再增加3至4名。”说完他就坐下了。会议室里不再有人笑。各个部委、科学院都表示尽力支持航委的工作，给航委提供用人方便。
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聂荣臻最后在讲话中还有一些感谢的言辞。
会后，包括任新民、屠守锷、梁守、庄逢甘等在内的数十名高级和中级科技人员，在经国务院批准后，很快到五院报到。人们从事国防科技的热情很高，把这看成是无尚光荣的事业。许多人甚至连调令都没有收到，接到电话就来报到了。以后又调入了蔡金涛、黄伟禄、吴朔平、姚桐彬等专家，接收了当年分配的100多名大学毕业生，组成了中国发展导弹事业的第一批骨干力量。聂荣臻得知后，深感欣慰。
4个多月以后，为了解决五院科技干部奇缺的困难，聂荣臻又提出建议，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组建导弹专业，在通信学院、邮电学院、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设置有关导弹的专业。建议得到中央批准。这为日后苏联毁约，中国坚持导弹研制工作，奠定了技术力量基矗1956年7月，经军委批准，以钟夫翔为局长的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正式成立。3个月以后， 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成立，下面设立了10个研究室。至此，中国的导弹研究事业开始起步。
12个月以后，聂荣臻鉴于航委和五局性质相同，都是管理机构，为了加强航委的领导，减少层次，提高领导机关的工作效率，经他提议， 1957年3月中央军委下令，撤销五局，所属机构和人员合并到五院。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通知，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决定成立直属中央政治局的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5个小组。聂荣臻为中央科学小组组长，组员有宋任穷、王鹤寿、韩光、张劲夫、于光远。
聂荣臻在工作实践中感到，要统一领导光有党内措施还不够，必须在行政上也采取有力措施。为此，3个月以后，他向彭德怀汇报：鉴于国防科研工作已经广泛展开，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军队科研机构，都在大力进行国防尖端技术和常规武器的研究工作。地方科学院的各研究所、高等院校、工业部门所属的研究机构和工厂，也都在积极配合国防科研工作，形势大好。
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矛盾，主要是分工不很明确和互相协作不够。单靠航委领导，已难以胜任，建议在航委的基础上，充实力量，改组为统一领导国防科研工作的行政领导机构。彭德怀表示完全赞成，要聂荣臻代军委起草向中央的报告。
1958年9月25日，军委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报告，由彭德怀主持第一五七次军委会议讨论通过后上报。这个报告说：“国防科学技术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高潮，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相同的项目，几个单位都在设计和试制；各研究机构之间互通情报交流经验不够；试制赶不上设计；设计、试制和使用单位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等。”为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一组织力量，把研究设计、试制和使用三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加强组织领导、规划协调，并进行监督检查，“建议把原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加以扩大，改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在军委、中央科学小组领导下工作”。
10月16日，中央批准了军委的报告。国防科委以聂荣臻为主任，陈赓为副主任；委员由万毅、刘亚楼、萧劲光、陈士榘、宋任穷、赵尔陆、许光达、张爱萍、张劲夫、黄克诚、钱学森等22人组成。
1959年2月，新春伊始，聂荣臻与贺龙、叶剑英等人一起到广西的南宁视察工作。其间，国防部五部部长万毅赶到南宁，向聂荣臻汇报导弹、原子弹的研究机构及其试验基地的建设情况。聂荣臻向万毅提出，五部的工作有些与国防科委的工作重复，最好把五部与国防科委合并，便于集中统一领导，要万毅回京后向彭德怀、黄克诚转达他的意见。3月，聂荣臻回到北京，又当面向彭德怀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在得到彭德怀、黄克诚同意后，聂荣臻代军委起草了4月20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经军委会议讨论同意后上报。报告中说： 1958年3月，经中央批准，设立了国防部五部，在军委领导下“具体考虑安排全军火箭导弹武器的技术工作，后来5月间又把原子弹的试验和储存工作交给这个部负责”。从一年来的工作看，五部的主要工作与国防科委的一部分工作重复。同时，这两个部的机构都不健全。“为使工作趋于统一，组织机构比较合理，经过军委会议讨论，决定将国防部五部的现有机构和成员全部合并到国防科委，并明确今后有关火箭导弹和原子能在军事上的利用两项技术的领导工作，在军委领导下统归国防科委负责。”
4月23日，邓小平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请主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核示后退（黄）克诚。有关的领导人都圈阅同意。
新的国防科委仍以聂荣臻为主任，除陈赓外，又增加了刘亚楼、张爱萍为副主任，五部部长万毅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同时，总参装备计划部负责常规武器科研工作的科研处也合并到了国防科委。从此，国防科委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对国防科技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实践证明，这样做以后，对科技工作中的重大决策，贯彻各项方针、政策，组织各方面力量的大力协作等，都能够集中统一，迅速采取有力措施，从而加速了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
在导弹研究机构建设方面，自1956年5月29日为五院选调科技骨干的会议以后，到1957年，聂荣臻曾先后18次召集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进行商讨：为五院继续选调科技骨干、党政骨干、大学毕业生；老科学家，在从事科研工作的同时，采用多种方式，培养青年科技干部，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研究生学习深造；补充优秀的技术工人、复员战士，自办技校培养，以满足初、中级科研实验人员和技术工人的需要；选调大批优秀的转业复员军人从事后勤等科研保障工作。这些会议还研究解决了五院的机构设置、基本建设、开展大协作等等一系列问题。为这些问题，他向上级请示，向下级布置的小会和个别谈话，次数就更多。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在科技队伍方面，到1961年，五院不仅已有数以百计的科学家和研究骨干，还有大中专毕业生数千人，转业复员军人数千人。他们都是各级组织挑了又挑的优秀人才。这样一支队伍，为五院建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矗机构设置方面，在聂荣臻的领导关怀下，经中央或军委批准：五院最初成立了总设计师室、结构强度、空气动力、发动机、推进剂、控制系统、控制元件、无线电、计算技术、技术物理等10个研究室。1957年11月，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并入五院，与上述10个研究室合编为五院第一、第二分院。
1961年成立第三分院。1964年成立第四分院。这4个分院，分别从事各型导弹的研制工作。
原子能研究方面，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的工作，开始主要是国务院第三办公室负责的，聂荣臻作为原子能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也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
首先，在他参与领导起草的12年科学规划中，把原子能研究列为第一项重点任务；在12年国防科研规划中，提出了原子能在军事方面应用的具体目标。1956年11月，原子能工业部（当时称三机部， 1958年改称二机部）成立的时候，聂荣臻主管全国科研工作，他积极支持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参与三机部的原子能研究工作。
1956年、1957年，聂荣臻与陈赓多次商谈，确定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设立原子弹、导弹专业，以后报经军委批准，扩大成系，为“两弹”研究培养人才。1958年1月，中央批准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7个原子能工厂和设计所，急需大批人才。10天后，聂荣臻找赵尔陆、宋任穷、刘杰、安东等开会，提出请兵器工业部为原子能工业部选调一些急需的人才，以加快原子弹研制进程。
1958年6月18日，聂荣臻召集苏振华、罗舜初、张劲夫、刘杰、钱学森、王诤、万毅、安东等开会，讨论研制导弹核潜艇的问题。聂荣臻在会上确定：由海军、一机部、二机部、五院等单位共同协商研究，提出研制核潜艇的具体方案，由航委抓总协调。方案很快提出来了，聂荣臻认为可行，即转报中央。8月，中央批准了核潜艇研制方案。以后由于国防科研任务过于繁重，核潜艇研制暂时“下马”，只留少数人继续进行反应堆物理等方面的研究。直到1965年4月，经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重新“上马”。不久，又决定将研制工作的重点，由导弹核潜艇改为鱼雷核潜艇。聂荣臻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始终予以关怀鼓励。“文化大革命”期间，研制工作遇到了极大困难，他及时提出“只能提前，不准推后，要抓紧，要落实”的要求，并批准用中央军委“特别公函”的形式，要求有关单位的所有人员坚决保证研制工作的进行。1971年，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终于下水试航。
1958年9月，苏联援建的70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1.2米直径的回旋加速器在北京建成，聂荣臻参与验收，并代表中方在验收合格证书上签字，随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此时，二机部已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已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受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加快了步伐。
研制导弹、原子弹，要建立大型的试验基地。基地需要装备大量技术复杂、精密度要求很高的仪器设备。由于试验这两种武器的特殊要求，试验基地又必须建在没有人烟或人烟极为稀少的大漠戈壁地区。因此，建设试验基地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亚于研制“两弹”。
1958年初，彭德怀、聂荣臻等人多次听取苏联专家关于建设试验基地方面的意见。彭德怀一度指定聂荣臻为试验基地建设的总负责人，要黄克诚协助聂荣臻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同年1月下旬到4月，聂荣臻先后4次召集由黄克诚、宋任穷、赵尔陆、刘杰、万毅、陈锡联、陈士榘以及海军、空军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研究综合导弹试验基地，核武器试验基地和仓库的建设问题。
会议商定了如下几点：1.成立特种工程指挥部，由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兼任司令员、政治委员，从基地选址到设计施工都由这个指挥部负责；2.核武器试验基地和仓库设计由二机部负责，勘察、定位和施工由特种工程指挥部负责，建成后由军队领导管理；3.综合导弹试验基地定位于甘肃酒泉东北的额济纳旗地区。以上三点，到5月3日，先后得到彭德怀、周恩来批准。6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导弹靶场委员会，黄克诚仕主任。此后，经军委批准，以刚撤回国内的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为基础，组建了综合导弹试验基地的各级领导和办事机构；以志愿军第十九兵团为基础，组建了核武器试验基地的各级领导和办事机构。
经过工程技术人员和参与施工的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战，1960年，综合导弹试验基地初步建成； 1962年底，核武器试验基地在新疆罗布泊西北地区初步建成。
1957年10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历史上航天事业的新纪元。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八届二次会议结束后不久，聂荣臻就组织张劲夫、钱学森、王诤等拟制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初步规划。
1958年8月，由聂荣臻主持起草的《十二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中提到：“发射人造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研究工作领域，为导弹技术动员后备力量。同时，大型的卫星上天，是洲际弹道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人造地球卫星的研究，一系列的工作将被带动起来。其中包括高能燃料、耐高温合金和精密机械加工的技术、利用能源发电的新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应用数学、电子计算机技术等”的发展。这些话，都体现了研制人造卫星的决心。但聂荣臻又比较现实。上述报告中提到：“实施的步骤，首先发射探空火箭，开展高空物理研究工作，解决遥控、遥测和观察中的一系列问题。”再进而研制卫星及其运载工具等。
9月、12月，聂荣臻先后两次在听取张劲夫、钱学森汇报时指出：中国科学院要在研制卫星方面力争拿出一定的成果，但又要稳扎稳打，狠抓落实。同年11月，为落实卫星研制任务，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共同抽调技术力量，组建了上海机电设计院，属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双重领导。
1959年1月，邓小平指示：现在发射人造卫星与国力不相称，要调整空间研究任务。据此，中国科学院在向聂荣臻汇报后，确定了以探空火箭练兵的方针，由上海机电设计院从研制小型液体燃料火箭起步，再逐步研制人造卫星。这样，中国第一枚T-7M型探空火箭的直径只有250毫米，起飞重量190公斤，发射高度为8公里，于1960年2月首发成功。
接着就研制T-7型探空气象火箭，进展也很快。聂荣臻于1960年4月到上海，先与郭沫若到上海机电设计院看气象火箭。18日晚上，他又在张劲夫、钱学森和上海市科委主任刘述周陪同下，视察T-7型气象火箭地面系留热试车，获得成功。聂荣臻鼓励在场的科技人员继续努力，为火箭事业做出新的贡献。5个月以后，首枚T-7型火箭在安徽省某山区发射成功。
1963年，聂荣臻指示将上海机电设计院划归五院。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为开展卫星预研工作，成立了星际航行委员会。
1964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与上海机电设计院合作，成功发射了高度达70公里的第一枚生物探空火箭。
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导弹、火箭技术不断取得突破，赵九章、钱学森等又先后提出研制人造卫星的建议。聂荣臻对他们的建议作了批示：请张爱萍、张劲夫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只要力量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以后国防科委按聂荣臻的意图，提出了1970或1971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想，获得中央专委批准。
1966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卫星设计院，开始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论证设计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减少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损失，聂荣臻于1967年提议，在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的基础上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获得中共中央批准。1968年2月，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并列入军队编制，从而保证了卫星研制工作能基本正常进行。
1970年4月24日，重量达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卫星首发成功。
通过这颗卫星，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乐曲响彻了中国大地，也传向了世界的四面八方。
1959年12月30日，中央军委第9次常委会议讨论了国防科委关于组建无线电电子研究院、航空研究院和舰船研究院的建议。聂荣臻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原则同意组建这3个研究院。
当时聂荣臻向国防科委领导人提出，空军飞机、海军舰艇的研制，任务很重，工作极为复杂，也需要集中力量才行。军事装备方面，几乎都离不开电子设备，这从导弹研究工作中看得很清楚。因此，在中国经济和科技力量都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根据五院建设的经验，应该把各有关工业部和军队的科技力量适当集中起来，形成拳头，才能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充分发挥作用。根据聂荣臻的意图，经过近一年的酝酿， 1960年10月，张爱萍奉命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了组建3个研究院的方案。同年12月20日，中央正式批准军委关于建立航空、舰船、无线电电子研究院的报告，由唐延杰、刘华清、孙俊人分别担任3个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建制属国防部，业务由国防科委领导。
至此，军事系统科研方面组建机构、组织队伍的主要构架已大体完成，使“两弹一星”的研究和空军、海军、无线电技术方面主要武器装备的研究，在60年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