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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匮之盟
金匮之盟，俗作金柜之盟，指史料所载宋朝杜太后（赵匡胤、赵光义的生母）病重，太祖赵匡胤在旁侍疾，临终时召赵普入宫记录遗言，交代未来的皇位继承问题，劝说太祖赵匡胤死后传位于其弟。这份遗书藏于金匮（匮，通柜）之中，因此名为“金匮之盟”。
建隆二年(961)六月，即赵匡胤称帝的第二年，杜太后病重，自知寿数将尽，便召宰相赵普人宫。当着赵普的面，杜太后问赵匡胤:“你知道你是怎样得到天下的吗?”赵匡胤不知如何回答，只好说:“我能得到天下，是祖先和太后为我积累的功德。”太后不以为然，说:“不是的，是因为周世宗去世早，只能让幼小的儿子统治天下，你才成功的。假如周氏有年长的继承人，你怎么能够拥有天下呢?所以，你要在死后传位给你的弟弟，因为国家有了年长的君主，才能防止被别人夺取江山。”赵匡胤流着泪说:“我怎么敢不听母亲的教诲呢!”然后，杜太后转过身对赵普说:“你要与他一起记住我的话，不能违背啊!”赵普就在太后榻前写成誓书，并在末尾署上“臣普记”三个字，然后将誓书藏在金匾里，交给谨慎小心的宫人保护。这就是著名的“金匮之盟”。
5、咸平之治
咸平之治指的是北宋宋真宗咸平(998年-1003年)年间出现的治世。
宋真宗统治时期，勤于政事，任用李沆、曹彬、吕蒙正等人打理政事，政绩有声有色，减免五代十国以来的税赋，注意节俭，铁制工具制作技术进步，土地耕作面积增至5.2亿亩，又引入占城稻，农作物产量倍增，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商业蓬勃发展，贸易盛况空前。
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侵宋，宋朝多数大臣建议不抵抗，迁都躲避，以宰相寇准为首的少数人极力主张抵抗，最后他们说服宋真宗御驾亲征，双方在澶渊相交，宋胜。真宗决定就此罢兵，订立澶渊之盟以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来收买与辽的和平。
尽管宋朝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前朝李唐差得多，但是，宋朝的经济，在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时，岁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灾害频仍，岁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
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北宋的统治日益巩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史称咸平之治。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宋太宗驾崩。后赵恒遭遇了由太监王继恩和李皇后(明德皇后)共同谋划的宫廷政变，在宰相吕端的支持下，赵恒才于同月继位，是为宋真宗。次年改年号为"咸平"。
此期间北宋基本上是风调雨顺，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唯有一次汴水涨溢出岸，浸没了从京师到郑州的道路。宋廷诏选善于治水的使臣迅速控制了水势，一时受阻的漕运也得以恢复通航。
这一年正处于历史上少有的盛世时期，北宋经济复苏，国力猛增，制度清明，人文鼎盛，人口数量亦成倍增长。有宋一代，素以富足、安康著称。而且是在开国不到40年、国家千疮百孔，每年不停地与党项、契丹作战，甚至还有四川叛乱的情况下开创的。
宋真宗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而它的缔造，得益于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 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 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 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务实，不要贪图虚名； 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 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 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在宋真宗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实现“德治”。
其次，宋朝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这样，只有才德兼备者才能被选拔进入官员队伍，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
同时，宋代吏部还建立了官员档案，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其再次腐败。
第三，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受到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的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史载，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被降监河中府税；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
据有关史籍的记载，宋朝监察官员台官（御史）的选拔，有严格的标准：
首先要“鲠亮敢言”，廉洁无私，纠弹不避权贵。
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宋朝规定，台官“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强调荐举具有基层实践经验的官员充当御史。
三是实行官亲回避制度。凡宰执所荐之人，以及宰执子弟，亲戚和属官，一概不得充任台官。宰执不得荐举御史，宰执所荐之人不得为御史，以及与宰执有亲嫌、同乡关系或为其属官者也不得任御史。因为宰相奏举御史，御史必然与宰相结党营私，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正是宋朝三令五申不准宰执奏举御史的原因所在。
因为这些廉政举措，宋真宗和他的后来者们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宋王朝。 宋真宗即位后，提拔了李沆、吕蒙正、夏侯峤、杨砺等人担任宰相和执政大臣，保留了张齐贤、吕端等。这些人大多能够做到忠于职守，使得此时期政治较为清明。如张齐贤在咸平元年完成了“编敕”的编撰工作，成为正式法律《刑统》之外的重要补充。提出了职田，废除了江南前面几朝苛捐杂税的建议。重用寇准，使其在澶渊之盟时能够力挽狂澜。
且真宗能较能听取各方意见。他在即位后就通过御史台向转达他的意思，要京师内文武百官凡是他施政有误、看到利病、对军事有好的建议，都可以直接向皇帝递奏折。在咸平元年四月，他下令各路转运使轮流到京师向他述职，讲述所在地情况。咸平二年（999年），遇到大旱，要求“直言极谏”，他会给予提出好意见的人赏赐。也是这一年，他对身边大臣说他每天看奏章近百份，很有收获，他要大臣们也要看，并且把其中有益的方案挑出来。此后，他也多次下诏征求“直言”，所以这段时间上书言事特别多。 宋真宗本人很厌恶严刑峻法，主讲谨慎用刑。又下诏废除了断截手足、钩背烙身等刑罚，禁止使用法外刑法，也严厉批评军中对逃兵施以的烙伤手腕、敲碎胫骨等做法。同时对私铸铜钱、私造管制武器等重罪都减轻处罚。
对待嫌疑犯上，宋真宗不允许使用酷刑、搞刑讯逼供。在景德四年（1007年），有个叫潘义方县尉对嫌疑犯朱凝严刑拷打，并用牛皮套头，勒令招供。朱凝受不住作了假证，后来经查明，宋真宗撤了潘义方的职，并向全国通报此事，严令不许严刑逼供。
同时在京设立纠察刑狱司，地方设立提点刑狱司，负责对各种刑事审判、刑罚、监狱进行监察。凡是判处徒刑之上的罪都必须要向此机构通报，这个机构有查询复审的权利。如果初审官员处理不当，此机构有权向朝廷提出，并对该官员提出弹劾。如电视剧《包青天》那种审理案件方式在宋代是不可能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