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申论热点：中国很需要一个法定的“国耻日”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73周年，又是第四个“全民国防纪念日”。9月18日的9点18分，全国将有上百个城市同时鸣响防空警报，以警醒国人勿忘国耻。（《辽沈晚报》9月16日）

            这当然是一项对全体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举措。

            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再加上某些国人缺乏清醒的历史认识，为了讨些所谓的“口彩”，每年的9月18日，总是会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情景：在这天举行婚礼和开业的鞭炮经常在一些城市响成一片；去年首都某大学的食堂开业甚至还打出了“9·18，就要发”的宣传横幅；给中国人留下耻辱记忆的莫过于去年9月18日发生在珠海的日本人群体嫖娼事件。这些都说明，在对金钱利益的追逐过程中，某些国人头脑中缺少了国耻日的基本概念。

            虽然许多媒体在报道9月18日举行的纪念活动时，都曾提到过“国耻日”的概念，但由于没有上升到一个法定的角度，在普及上难免会打上一个折扣。早在去年，就有许多民间人士在网上倡导设立“国耻日”，并征集网上签名，但由于缺少官方的公开支持和践行，“国耻日”的设立还一直是法律上的盲点。事实上，中国太需要一个法定的“国耻日”了。前段时间，有专家就中国抗战胜利日进行了讨论，认为不应该是8月15日，而是9月3日，并把抗战胜利日的确定提到一个很高的政治高度上来，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我觉得，抗战胜利日的确立固然能提高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但“国耻日”的设立更能激起国民清醒的历史意识，从而使得国民正视历史，不忘国耻，增强国防安全意识。否则，一味的沉溺于自豪感之中，不仅会迷失掉自我，还会陷于夜郎自大的窘境。

            把9月18日作为国耻日，并以法律的形势固定下来，同时还要对这天的纪念活动作出详细的规定，譬如，对为讨“就要发”口彩而举行庆典活动的商家或个人依法作出惩罚和问责，各个城市在这天举行类似鸣响警报之类的活动，等等，只有这样，国民的国耻意识才会真正的得到增强，知耻而后勇，我们这个民族才会更加奋勇前行。

            国耻日的形成和确立涉及到一个民族的整体价值趋向和历史意识，理所当然是一种政府行为。当年美国“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当即宣布12月7日是美国国耻日，从而掀开了美国的雪耻战斗，并最终取得了胜利。相对于美国，我们国耻日的设立却迟迟未定。

            9月18日，大街上庆典鞭炮的响起，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勿望国耻！

        申论热点：“廉政金”制度，利器还是花架子？

            据《南京日报》9月14日报道：为探索建立机关工作人员廉政保证金制度和廉政勤政奖励基金，南京市工商局决定，对廉政勤政方面的先进典型，除在政治上给予荣誉外，其退休后可望一次拿到大约20万元的“奖励”。

            廉政保证金，就是在公务员工资收入中扣除一定比例，外加政府补贴作为廉政保证金，若在其职业生涯任何时段中发现有经济犯罪行为，该保证金将被悉数充公，反之，待其退休时，则连本带利一次性奉还。

            对“廉政金”制度的设计和推行，自始自终都有赞同和反对两种意见。赞同者认为，“廉政金”客观上增加了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腐败成本”，对反腐有积极的意义。而反对者众，认为廉政金制度，有下位法突破上位法的嫌疑。因为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专门的“奖励”一章里，对有突出贡献的公务员虽有给予奖励的规定，但却没有设置“廉政金”的条款。这就是说，“廉政金”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违法行为。最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已明明规定：公正廉洁、克己奉公是公务员应尽职责之一，怎么一经“廉政金”的设计，“份内事”竟变成了需要金钱刺激的最高追求了？

            尽管几千万公务员的工资已较改革前普遍提高了20倍以上，远高于国民人均收入水平，尽管对“廉政金”制度反对的意见总是高于赞同的声音，但好像推行“廉政金”的提法和作法还是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在全国各个系统开展起来。02年底，北京市门头沟地税局试行《勤政廉政金暂行办法》；03年初，湖南省浏阳市更是在人事局、财政局、地税局、工商局等11个单位推行“廉政保证金”；03年底，深圳对公务员实行廉政金制度；如今南京市工商局又推行了廉政人员退休有望拿到20万元的奖励制度。那么，对于既缺少法律法规规定，又缺少赞同支持的“廉政金”制度，怎么还会这么受一些部门的热情推崇呢？

            首先，有政绩可表。新华网8月18日消息，自从廉洁从警退休金制度出台后，江苏省公安民警发生违法乱纪案件数就同比下降了27.27%，其中贪污受贿、违反财经纪律等涉财案件数和涉案人数同比分别下降了56%和50%。如此明显的反腐效果，的确振奋人心，但这种“立竿见影”的消息让人有点难以相信。5月28日被判死刑的鞍山市中国第一大款警察林福久贪污受贿700多万，同时还上交所谓的“廉政金”100多万元，不知是不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另外，在盛吹“廉政金”为反腐利器的声势下，某些部门和个人正好借机打自己的如意算盘。看别人都实行了廉政金制度，有了变相福利和隐性收入，于是就按耐不住，你系统有腐败的现象，我部门虽然穷点，可也不能说就没有贪污受贿的事件，我怎么就不能推行？于是，在“反腐创新”的幌子下，为了能在政府财政上也分得一杯羹，很多系统和部门也都一轰而上，紧急启动“廉政金”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腐败效果能有几何？

            虽然说“廉政金”制度具有反腐的因素，但既然有悖于法律法规，并受到人们广泛的质疑和反对，就说明这种颇具“积薪养廉”意味的作法，并不是反腐的无价之宝。特别热衷于“廉政金”制度推行的，也并不一定是反腐的唯新派，倒可能是热心于某种巨大的利益诱惑的腐败分子们，这需要我们理性对待。

        申论热点：国耻日更要拉响“记忆警报”

            9月18日夜晚9时18分，全国上百个城市将首次鸣响警报，纪念“九一八事变”，以警醒国人勿忘国耻。

            今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73周年。在时隔73年后，我们才想起用这样的方式去纪念，确实是“迟到的纪念”。这使我想起今年前后持续了近两个月的诺曼底登陆纪念日。人们都说，欧洲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但这样的文化底蕴是怎么来的？就是不间断的纪念活动。因为只有不断地纪念，人们才能不会让记忆磨灭，而文化的本质，就是历史的记忆。有多么深厚的记忆，就有多么深厚的文化。

            而我们恰恰在某些方面善于遗忘。柏杨在《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中曾说，中国人的“记忆文化”，一直被“遗忘文化”冲击。依中国人的观念，过去我们常强调，“过去了就过去了，再提它有什么用”？这种表面看来既往不咎的“温柔敦厚”，乃是因为不敢面对过去的屈辱和苦难。但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何敢奢谈文化？如果“遗忘文化”总是强于“记忆文化”，这个民族的文化将会越来越浅薄。

            这些年来，一些令人心痛的现实，常常让我们深感“遗忘文化”在一些国人头脑中确实强大。一些商家不顾历史的伤疤，把二战中日本军刀、军服作为卖点；一些艺人不顾民族痛苦的记忆，把军旗装穿在身上招摇过市。诸如此类的事件不断上演，似乎我们只有用“记忆文化”中的痛苦不断地折磨自己，才能让一些人身上的“遗忘文化”不至于强大起来。

            真正的纪念活动，是对民族记忆的擦拭，是对历史进程的深沉回望。

            今年，江西景德镇、山东临沂、湖北十堰、四川成都、新疆石河子等上百个城市都将鸣响警报，其中，天津、拉萨、昆明、杭州、郑州等多个城市将是首次在9月18日鸣响警报，浙江全省均鸣响防空警报，参与城市数量和规模以及隆重程度实属空前。在我看来，这样的纪念活动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不仅唤起了我们对“九一八事变”纪念活动的重视，更是对我们淡漠的“记忆文化”的必要提醒。

            对历史的纪念，不仅仅是要向今天的人们展示历史，更是为了在一种庄严的氛围中，表达我们对历史的敬意。那拉响的警报，就是拒绝遗忘的最好方式，它犹如一条历史的绶带，在这一天披在了民众身上，给予了国民一次“圆润的文化教育”。

        申论热点：郎顾案：谁代表着“主流”

            国企改制风风雨雨近二十载，于今，国内多数地方的中小国企改制已基本结束，改制开始触及大型国企。“丑姑娘”先嫁，改制是从负债累累的国企开始的，目前则开始外嫁部分“靓女”。为什么？因为“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是中央确定的大方针，而国企改制本身又属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制是在买方市场条件下进行的，首先是原所有者愿意卖，才有买主来买。交易之前，潜在的买主已处于主动位置。交易的价格名义上有三种：分别是卖方叫价、买方报价和实际市场成交价。由于卖者急于脱手，讨价还价时，买主处于有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