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在会议的最后阶段，经过讨论，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方面达成了初步共识。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内容归纳起来包括10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曾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实行，而且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很有成效，尤其对外资颇具吸引力。但阿根廷等国的实践结果表明，它也存在严重问题。近十年来，“华盛顿共识”破坏了十几个国家的经济，尤其是拉美国家，以至于有人称其为“毒药”。

            “中国模式”是相对于其他几种发展模式而言的。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解释，目前世界上主要发展模式有四种，即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和亚洲四小龙模式。其中，美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公司依赖庞大、多变的股票市场生存。由于股东对公司管理层施压，竭力追求利润最大化，因而也有人称之为“股东资本主义”。德国模式又叫“莱茵模式”或“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追求创造高利润、利益分配平衡和较高的收入水平三大目标。西欧的多数国家，与德国模式相近。日本模式侧重企业的利益，它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份额和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的发展模式称之为“四小龙模式”，其特点是国家或地区政府有权威、重视高科技、重视教育等等。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陷入衰退，德国经济增长乏力，而美国经济却一枝独秀。俄罗斯、东欧各国以及拉美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将美国模式作为样板，进行了各种激进的经济改革，但效果并不明显。进入新世纪，美国模式也开始式微，于是人们开始总结经验，力求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中国持续25年的发展经验就被称之为“中国模式”。

            记者：以您的见解，“北京共识”也好，“中国模式”也罢，所谈的就是中国发展道路或中国经验。那么，“中国模式”到底有何特点呢？

            秦宣：关于“中国模式”，西方学者并未达成共识，不同学者所持立场不同，视角不一，因而认识也不尽相同。乔舒亚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中国模式”的特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2)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3)循序渐进，积聚能量。他认为，“中国模式”的灵魂是创新和实验，准则是既务实又理想，灵活应对问题，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乔舒亚认为，“北京共识”还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

            印度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模式”体现在国内政策上有这样几个特点：经济上，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政策，趋利避害，与全球化潮流齐头并进；外交上，与邻为善、稳固周边；政治上，稳步推进适合国情的民主改革；军事上，在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同时，将大量原本投入到军事领域的宝贵资源转为民用，极大地减轻了国家的负担。

            雷默在《北京共识：成为全球的典范？》一文中提出了关于“中国模式”的三条定理：其一是创新，他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依赖在几乎所有方面的创新；其二是努力建造一个有利于持续、均衡与稳定发展的大环境；其三是坚持自主理论，即自身的崛起不对世界造成太大震荡，特别是善于处理好与当今世界霸权大国的关系。

            概言之，各国学者所讨论的“北京共识”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应该由一个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进行探索，任何由外部强加的发展模式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第二，强调发展的包容性、兼容性，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协调起来；

            第三，强调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阶层性，“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们，强调以人为本；

            第四，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传统，并努力使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发展相结合；

            第五，强调发展的积累性、渐进性，通过累积效应发展自己等。

            记者：从以上的概括可以看出，所谓的“北京共识”，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西方学者那里的另一种表述。您认为到底应如何界定“中国模式”？

            秦宣：我个人并不主张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而主张用“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这种概念。但如果中国的发展经验可以概括为“中国模式”，那么，它至少应包括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切合中国实际的一种发展道路。这一发展道路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我们把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西方学者很容易忘记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似乎不愿承认中国的成功是社会主义的成功，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

            第二，它是与时代潮流相随、与世界文明相伴的道路，是一条与全球化相联系而又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我们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我们又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我们这条道路有这么几个依靠，即依靠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自身发展，依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靠制度的创新，依靠国内需求的持久开发，同时依靠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同相关国家互惠互利、达到双赢。因此，这是一条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战略道路，又是一条世界近代历史上后来大国崛起所从未走过的全新战略道路。

            第三，这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后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兴大国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道路。欧洲的发展与它的扩张同时并举。这一过程充满血腥味，表现为欧洲对其他地区的武力征服。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而且这样的道路不可重复。在和平与发展时期，我们只能走和平发展之路。

            第四，它是一条渐进发展之路。这条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的发展道路，它体现为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累积的方式，并注重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中国的渐进改革与俄罗斯、东欧各国的激进改革有所不同，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我们改革的目标始终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认识：目前的“中国模式”还是不成熟的，需要进一步检验，也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所谈的“中国模式”，正在改变人们对中国的看法——

            中国道路在继续

            记者：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正在重塑国际秩序，并且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深刻影响了其他国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使每个国家都看到了靠自身力量成为一个强国的希望，虽然不至于强大到足以称霸的程度，但至少可以强大到实现自决。那么，您如何评价“中国模式”？

            秦宣：我个人认为，如果中国的经验概括为“中国模式”，那么目前它还是不成熟的，需要进一步检验，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所谈的“中国模式”，正在改变人们对中国的看法。从西方学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华盛顿共识”正在衰落，或者说正受到巨大挑战。西方学者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理论范式尚不能解释中国成功的原因，不能客观分析中国发展存在的问题，也不能为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找到出路。

            第二，西方长期流行的要么“合作”、要么“孤立”，要么任其发展、要么“进行制裁”的二维分析方法已经过时。西方学者正在用一种新的概念认识和评价中国。“北京共识”挑战、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的大部分分析”，认为这些分析“从观察到理论，从事实到希望或者恐惧”都是很难成立的。其中一些观点，诸如“中国将会毁灭”、“中国是一个未来的敌人”，几乎是明显的简单错误。雷默认为，“以前在西方用于讨论中国的语言已不再适用”，即使是一些过去有意义的想法，也“过于简单”。

            第三，“中国模式”很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模式。过去20多年来，中国一直按照自己独特的模式在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里面的经验和教训的确值得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