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王小映博士指出，只有真正将农民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的各项权益落实到位，才能实现土地依法自由流转。而在实现土地依法流转后，就有可能出现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形成专业化农业生产企业，走向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一部分农民可利用流转金或补偿金进入二、三产业；一部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可进入农业企业，成为农业产业工人，甚至还可以拥有企业股份。

            在大连金州，农民把自家的耕地全部以入股的形式承包给农业科技园区。按照协议，园区每年付给农民每亩２００元的保底承包金，再根据每年的园区农业企业实际效益分红。把土地以承包形式自愿依法流转后，一部分农民可以进入园区的农业企业成为工人，每月领取７００多元的工资；而其他的农民则进入了二、三产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认为，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除解决土地依法流转的问题外，还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金融支持体系，一方面通过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和合理的农业补贴政策增加农业投入，提高生产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等金融工具降低农业生产风险。在这些问题上，我国目前的状况还不尽如人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中国农业投资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农业发展对资金的渴求。有关资料显示，截至２００３年６月，全国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６９６６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８３．８％，但农户贷款覆盖面仅为２５％，多达３／４的农户没有享受到农业贷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在接受采访时分析说，目前我国农户的信贷需求往往规模小而分散，缺少抵押担保且季节性强。因此建立具备工业化生产模式的农业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形成完善的农业金融体系，通过市场化手段建立农业企业信用机制和担保机制，从而形成以民间投资为主体，国家财政性投资为引导，信贷资金为支撑，外资、民资和资本市场资金等各类资金多元化投入的农业投融资体系。

            有专家还特别强调提出，农业企业不应该也决不能过多依赖国有资本投资，民营资本应成为农业企业外部投资的主要来源。随着“一号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政策环境将为民资进入农业企业提供巨大商机，民营资本大举进军农业的历史性机遇已经来临。

            据安徽省工商联最新统计资料显示，２００３年安徽省确定的１２０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中，有５７家是民营企业，占４８％。民营企业投资农业势头正劲。而收益预期也颇为看好。今年２月以来，江西民营企业在湖南省投资兴建的牛牛乳业公司销售网点迅速扩大，总订单达到２万余户，新增牛乳订户８０００户；同时带动当地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数千名青年农民成了企业的员工。

            “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对于农业补贴问题，美中商业与贸易委员会主席麦芮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际上农业补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农业资金支持方式。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很大部分落在流通环节上，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却得不到资金支持。中国政府建立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是非常积极的举措，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可以充分合理利用世贸协定中的“绿箱”政策直接对农户进行补贴，而同时应尽快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因为这是与世贸规则相违背的，容易造成农产品贸易的争端。

            对降低农业生产风险有着直接和重要意义的农业保险体系在我国还相当脆弱。有调查表明，近２１年来，农业保险累计保费收入仅８３亿元，而赔款支出就达７０．４亿元，２００２年更创下新低，收入仅为３．３亿元。农险市场的供求格局一直呈现出相反的情况，一边是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务下降，另一边则是迫切需要保险的农户无处投保。就保险公司不愿涉足农业险，人保财产农业保险部王亚明向记者介绍说，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往往严重亏损，一般而言，如果赔付率超过７０％，保险公司就会出现经营亏损。而从１９８２年到２００２年的２０年，该公司农业保险的赔付率是８８％。

            对此，美国南方保险基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帕特里克提出，中国有关部门应重组农险体系，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在立法、税收、再保险和农业风险基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并完善农业再保险机制。国际上的一些现行做法可资借鉴。比如，美国由联邦政府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在中央建立再保险基金，负责向开展农作物保险的保险人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再保险责任按赔付率分段确定，这样既向各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又使农作物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

            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还提出通过期货市场来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他说，期货市场具有风险转移功能，农产品生产易受气候条件的影响，风险性强，通过期货合约，可以保证农业生产者的利益，把价格风险交给市场资金承担。而通过农产品期货市场，可以发现市场价格，促进全国统一价格的形成，为市场提供避险渠道。朱玉辰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存在很大程度的缺位，棉花、玉米等农产品期货品种还没有引入期货市场。随着粮价的全面放开，加上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将为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提供新的契机。

            接受采访的专家们指出，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对我国农业产业化是一个最大的契机。尽管还有不少难题，但农业产业化这条路非走不可。

            中篇：农村城镇化

            生产方式的转变提升生存方式

            中央“一号文件”将开启农业发展的新时期，使中国农业走上产业化之路。未来若干年，历史机遇将催生大批农业生产企业，而随着农业生产实现企业化运营模式，农业产业链条将进一步延伸，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及相关服务业公司。而农村企业的大量出现，将促使原本分散的自然村落逐步结合成为新的生产和生活群体，形成城镇，逐步实现农村人口在本地向城镇人口转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样两组数据：

            其一，我国农村低技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伴随农业的快速发展，农村产生大量富余劳动力。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研究提出，我国农村现有３．３亿农业劳动力，其中富余劳动力约占１／２，大约１．６到１．７亿人。

            其二，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１９９７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２０９０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５１６０元，两者的收入差距为１∶２．４７；２００３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２６２２元，城镇居民为８５００元，差距已扩大为１∶３．２４。

            有关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两组数据集中反映了目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两大突出矛盾。一方面，城镇的发展需要补充大量劳动力，但是相对农村为数巨大的富余劳动力来说，城镇的吸纳能力显得相当有限，致使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游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另一方面，农村与城市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这使得农村与城市的差别也随之增大。而解决矛盾的有效方法就是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的企业化运营，使农村的产业链从种植业向二、三产业延伸，形成以农业生产企业为基础的各类农业加工企业和与农业相关的各类服务企业，促进广大农村向城镇化的方向发展。

            据了解，在苏州、无锡等地农村，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和外资大量投入农业企业。台湾永丰余纸业公司投资３００万美元建起了永丰余高科农场。江阴兴澄钢铁集团投资５０００万元兴建的荷斯坦奶业公司，带动农户发展了３万亩青玉米和牧草，农户每亩可有１６００元的收益，效益远高于传统种植业。据统计，江苏这样的农业企业目前已有１．８万家，投资总额累计达１８６亿元。其中民间资本占６７％，工商资本占２０％，外商资本占１３％。随着农业生产方式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苏南地区城镇化率已超过６０％。

            随着土地的可自由流转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民将从田间解放出来，不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进入农产品加工、深加工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性企业，有利于形成“农业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产品流通企业－农业服务性企业”的农村新型产业结构，而农村城镇化则是农业产业化的必然结果。

            山东济南龙大集团董事长宫学斌认为，为适应农业规模生产和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龙大集团作为农业企业自己办农场，雇佣农民做工，相对于过去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而农业生产的企业化经营则带动了农村城镇化。

            据了解，龙大集团旗下２４家子公司形成的工业园区占地１０００多亩，周围的４个村庄，都包容在工业园内。因此，龙大工业园也同时是一个独特的新型城镇。城镇的居民主要是农民为主的龙大职工和家属，达１．６万人之多。